游记文体之辨

扬之水

宗教意涵:中国古代宗教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体现于“天人感应”说，而在游记中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确立并取代“天人感应”后，后者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经常与前者交融，其中因缘之一是作为人与自然审美关系哲学基础的“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本有先天的血缘关系，都是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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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作家的道德渗入，如宋代理学家张拭《游南岳唱酬序》记述其与朱熹等人七日衡山之游，游赏之余不忘发挥其“丧志”之论。二是对人类生命极限的体验与价值的终极关怀。在古今探险游记中，通过生命极限的体验，生存与毁灭的考验，大力张扬人类征服自然与征服自我的伟大人格力量。前者多为道德说教，如处理不当，往往会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后者这种具有本体意义的道德指向实际上已与哲学合而为一，是更高层次的道德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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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通过从地志著作向地学游记，再从地学游记向文学游记的两次转化，开创了融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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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不仅是一个文学文本，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文本，它具有巨大的文化包容性与文化涵化力。通过这一“文学—文化”文本，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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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是其内容规定，而“记”则是其文体指称。“记”作为一种文体，向来多归于“杂记”一类，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灵活性特点，这就为更好地表达主体在游历过程中的个性化体验提供了便利条件，为“记”在纪“游”过程中的文体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多种可能。“游”与“记”双向互动，由“游”而“记”，以“记”纪“游”，进而发展成熟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可见，“游”与“记”的组合并非随意，而是因为彼此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内在的契合点。然而，这一内容与文体的契合并非妙手天成，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多向选择到逐步定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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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记初创期，作家们并未为纪游之作确立一 种固定的文体，而是处于多元化的选择、尝试与探索中，举凡赋、书、序、记等各种文体都曾被广泛而灵活地用于纪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