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文体之辨

扬之水

在“游”的审美意识、“游”的实践活动、“游”的文学创作三者的依次推进中，“游”的审美意识具有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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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玄学把人从世俗功利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社会引向自然，从外在引向内在，从形而下引向形而上;其次，玄学把自然从先秦两汉“山水比德”、“天人感应”的道德、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使自然真正成为独立自足的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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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游”的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游记文体的发生提供了深层动力，那么，“游”的实践活动的盛行则为游记创作提供了直接触媒和具体内容。正是在山水之“游”审美意识的激发与熏陶下，人们纷纷投身烟霞，寓目林泉，在大自然的佳山秀水中怡神悦性，感悟生命，一时游赏之风大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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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在“游”的审美意识的驱动下、在“游”的实践活动的触发下，由单纯的游赏山水进而走向描摹山水，可以说游记文体的发生势在必然。主体在山水放游中，触景生情，情与境会，便会很自然地形之于翰墨，由游而记，以文纪游，借山水之游述一己之感，以珠玑之言写山水之貌，在自然与人文的生命共构中传达主体独特的审美感受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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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代游记分为诗人游记、哲人游记、才人游记、学人游记四种形态，其中诗人游记与才人游记均略于游程的客观记述，而偏于游观描写与游感抒发，后者则往往以主观情感传达为主，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但彼此又有雅化与俗化、精致与随意的不同趋向;哲人游记略于游程记述，甚或略于游观描写，而以游感为重心组织全篇，且着重倾吐主体在面对宇宙自然时所产生的哲理性的思索与感悟。学人游记与前三类游记形成显著区别的是它注重游程的记述，游观描写往往注重山脉水文等地理记载而忽略山光水色等自然风景，游感则大多一笔带过甚或付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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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人游记兴盛于明代。才人游记最为成功的体式是游记小品，它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哲学基础，以袁宏道的“性灵说”为文学理论，在作者主观才情的主导下，自由抒写，不拘常套，其重心在于独抒性灵，充分表现个人的才学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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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游记是朴学精神与游记创作的结合，也是对晚明以来盛极一时的才人游记的反拨，就其理性内涵而言，亦可视作向哲人游记的回归，只是学人游记的理性精神表现于学术考证，而哲人游记的理性精神表现于哲理思索，有形而下与形而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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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作为一种展现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独特文体，反过来又加深和促进了人对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认同和体验，为人与自然的审美互构提供了一种完美而永恒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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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意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游记创作面对的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其哲学基础即“天人合一”，即通过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双向互构，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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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涵:游记文学是一个以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也是文人企图摆脱恶浊现实而加以美化的理想世界。因此，文人的纷纷走近自然，游历山水，实质上就是反抗现实，寻求慰藉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