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在黄州的苏东坡

夏爱菊

在东坡筑水坝，建鱼塘，整荒地，植蔬菜，种稻麦，打水井，栽树木，筑雪堂，万事看开的苏东坡，现在好似个地道的农民，顶多是“识字耕田夫”，每天除了游山玩水、待客访友外，一心扑在东坡上。“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馀龄。”一个随遇而安、乐而忘忧、恬静闲适而又具有田园趣味的苏东坡，初具雏形。

夏爱菊

躬耕东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拮据问题，让苏东坡在苦中作乐中寻回了往日的闲适心境，开始自在吟啸徐行，尽赏清风明月，留给了后人一个个无限倾慕的剪影。

夏爱菊

春夜，醉后骑马乘月归家，过溪桥，不胜酒力，从马上下来，等不及卸下马鞍，斜卧绿杨桥上。“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空灵的心境如空山明月般澄澈。而在一个雨后的月夜，苏东坡闲情漫步于临皋亭与东坡间的黄泥板路上，“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逐渐习惯这种农耕生活的苏东坡勤奋耕种，收获颇丰，不仅解了一家窘困的局面，还能有所积蓄，于是想再扩大种地面积，过过农场主的瘾，以便终老黄州，就随友人到沙湖看地，想再买一些。不想归途遇阵雨，同行友人到处狼狈躲雨，苏东坡却雨中柱杖行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个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潇洒逍遥的苏东坡就这样呈现在世人面前。

夏爱菊

耕作之余，苏东坡和来访的文朋诗友、僧俗道儒或饮酒唱和或放浪山水，足迹遍及黄州及周边山水。漫游其间，陶醉其中，人天合一，自由自在，为之讴歌，以此怡情。如果那一天没有客人来访，他要么单独行动，芒鞋竹仗，随性而行；要么出去看邻居，或“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消磨一日时光；有时甚至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言相骂，醉了席地而卧；有时竟趁酒性私宰得病耕牛；有时雇一叶扁舟，过江去看朋友，遇上风雨，便在外数日。他的这种流浪式的生活，很难想象是朝廷的一种惩处。此时的苏东坡哪是名震天下的风流才子，分明就是一副乡野文化老头的做派，却偏偏赢得了士大夫与农夫的雅俗共赏，可敬又可爱。

夏爱菊

1082年七月十六初秋之夜，苏东坡与道人杨世昌及几位好朋友乘一叶扁舟在长江上品酒赏月，舟行赤壁，水光接天，美酒半酣之际，苏东坡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前赤壁赋》。及至初冬，苏东坡对上次夜游赤壁、趁酒行文并不满足，携客再游赤壁，再次挥毫泼墨，《后赤壁赋》就此问世。同年创作的旷古奇文《念奴娇.赤壁怀古》更为后人青睐，一曲高歌，竟成千古绝唱！那一声“大江东去”的呐喊，至今回响在人们的耳边。两赋一词，虽然显露着隐隐的空濛失落之意，但更多的是重笔浓抹从现实中解脱的心情与超然潇洒。

夏爱菊

有时候，苏东坡在雪堂与朋友畅饮，醉后归家，深夜敲门门不应也不生气，一人倚仗听江声，幻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此时的苏东坡，已经越来越习惯于这种近似回归大自然的生活，吟出了“村舍外，古城旁，仗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闲适心境。在那篇短小精悍却可与前后赤壁赋比肩的《记承天寺夜游》里，苏东坡得暇领略清虚冷月，更是显露了他的安闲自适的心境，此时的苏东坡活脱一个陶渊明再世。历经风雨，再经黄州这片偏僻却美丽善良之地的洗礼，苏东坡心态上已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大有“此处心安是吾乡”，准备从此安居黄州，做个齐安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宠辱皆忘，超然物外，既充满饱经沧桑、愤世嫉俗的沉重哀伤，又洋溢着对于精神解脱和圣洁理想的追求与向往。

夏爱菊

即使是同样破败的临皋亭，在苏东坡的眼里，也已经变化为“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他曾多次与朋友们写信，赞叹临皋亭一带的景致，江上“风涛烟雨，晓夕百变”，“阴晴蚤暮，态状万千”，“黄州风物可乐，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对岸即武昌诸山，时时扁舟独往。”临皋亭毕竟是朝廷三司巡按莅临黄州所居之所，每当朝臣来到黄州，苏东坡全家必须退出馆舍，侨寓他宅。所以当时淮南使、也是苏粉的蔡景繁巡视黄州，亲眼目睹苏东坡侨寓民宅的难堪境地，就利用职务之便，嘱咐接替徐君酞为黄州太守的杨君素在临皋亭南边建房三间，以供苏东坡全家居住。房屋建成，苏东坡命名为南堂，先后写诗五首志庆，可见其心情异常兴奋。

夏爱菊

黄州那没有污染过的纯净山水、那本色醇厚的竹林田园、那自然简朴的躬耕生活，使苏东坡的诗词文赋得以净化，也使他更加享受自然之美和生活之乐，心绪宁静满足，精神上完全解脱。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表现在他的写作上，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刻薄的讽刺、尖锐的笔锋，代之而起的是温暖，是亲切，是宽容，是幽默，是安详平和，是顺时知命，酣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这个时期他的随笔漫谈偶记与诗词，既无道德目的，又无使命作用，但总能把稍纵即逝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成了人们最喜欢的作品，也不自觉地丰富了黄州的文化底蕴。

夏爱菊

黄州，本是长江中游北岸一个极不起眼甚至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是个相对偏僻、潮湿多雨、乡民穷陋的地方，由于苏东坡的不期而至，成就了黄州的千古美谈。而在苏东坡最潦倒之际，黄州不仅见证了一位千年大文豪的内心波澜，也及时地敞开了温暖的怀抱，充分慰藉和滋养了苏东坡的聪慧、敏感却憔悴异常的心身。安国寺、天庆观为他安魂，定惠院、临皋亭、南堂为他安身，自然美丽的山水为他安神，知尊爱贤的黄州乡亲与官员为他安心，更是黄州实实在在给了苏东坡做农民的大好机会，让他诗人的拳脚在田地间另有一番作为。所以说苏东坡是幸运的，是黄州助他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让他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角色的转换。诚如他所说的，黄州前的“故我”，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妄论利害，搀说得失”，强狠自用，拙于应世。黄州后的“今我”，是“一蓑烟雨任平生”，寓意于物，超然达观，随缘自适，求合于世。一个“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的苏东坡在黄州岿然站起，难怪余秋雨说，是苏东坡成全了黄州，也是黄州成全了苏东坡。余秋雨还说，只有黄州让他涤尽繁华与喧闹，让他沉静孤独，让他脱胎换骨、看清自己，从而变得可敬又可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州被贬不仅为苏东坡的诗文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使他的人生态度更加坚毅、沉稳。谁会想到这个在“乌台诗案”中倒了大霉的牢骚诗人，竟在黄州这个长江边上再荒凉不过的小镇上，得以重生为苏东坡，并唱出了自己生命之歌的最强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东坡居士”这个雅号产生于黄州，就连苏东坡这个人物也是诞生于黄州。

夏爱菊

四、苏东坡的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