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的象喻范式与文化内蕴

扬之水

自《离骚》始，“家之弃妇”与“国之逐臣”间的结合由隐微转向了明朗，由浮泛转向了真切，由局部转向了整体，由随意转向了自觉，从而具有了典型的范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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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现实层面看，楚国的君王早已确定，不是由人臣可以随意“求”得的。作为逐臣的屈原，只能求遇合于君，而不可能别求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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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文化层面看，在前述之阴阳统系中，女、妇与臣、子同列，都属“阴”之部类，而男、夫与君、父同列，同属“阳”之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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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后半“求女”的内容，绝非指求贤君，而是指求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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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女”的直接目标是臣，而其间接目标是君；或者说，求臣是其第一阶段的目的，求君则是其第二阶段之目的亦即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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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臣要重新获得君主的信任，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打通中间环节，寻找真正了解自己并可以向君主关说的贤臣，以揭露群小，杜绝谗言，使君主明了真相以解惑开悟。与之同理，文学文本中的弃妇要想令舍弃自己的夫君回心转意，重归旧好，也必须先去寻找有异于“众女”且可与己互通情款、又能向灵修传媒导言之贤“女”，才能达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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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一女一男，一臣一君，既是象喻，又是实指，将弃妇与逐臣两条线索绾合为一，而其借求女以喻求贤臣，借求贤臣以达到遇合于君而终不能遇合的境况，已是非常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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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君侧”者，即是“媒”、“理”，即是中介，其身份、地位较之“求女”所用鸩、鸠等“媒”、“理”又有提升，而其内含的意蕴也更为丰富。换言之，诗人在此既是以“女”喻贤臣，又是以“女”喻指可通君侧之“媒”、“理”，从而使得此“女”一身而二任，构成《离骚》男女君臣之象喻范式别一角度的补充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