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的象喻范式与文化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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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将美女与弃妇交融一体，深化人物美而被弃、弃不失美的品性，在象喻层面揭示出逐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命运及其在逆境中“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刚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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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与弃妇是文学想像的产物，是借以象喻的喻体，逐臣则是现实中遭遇放流的作者，是被象喻的本体；美女因其“美”而遭到“众女”的嫉妒和“谣诼”，最终被已与之“成言”的夫君中道抛弃；弃妇虽自伤沦落，却不改美女之初衷，仍然佩花结草，好修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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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与阴在自然层面表现为天地、日月；在性别层面表现为男女、雄雌；在伦理层面表现为父子、夫妇，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君臣、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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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男女、夫妇、父子、君臣，其构成模式均为一阳一阴。阴是柔弱的、处于服从地位的一方；阳是刚强的、处于统治地位的一方。正因为如此，所以依据阴、阳性质的不同，在伦理、宗亲、政治层面，妇、子、臣同属一个系列，夫、父、君同属另一系列，而在每一系列内部，不同人物间便有了一种内在的质性趋同。也就是说，夫、父、君和妇、子、臣虽身份各异，但在其所组成的夫妇、父子、君臣这三对关系中，却存在着一种极其相似的结构形态，即强势与弱势间的不均衡性及同一系列之不同角色的互通互换性。一定情况下，妇的身份可以置换为臣、子，夫的身份也可以略同于君、父；在妇与臣、子，夫与君、父这些不同身份者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异体同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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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夫妇与君臣、妇道与臣道间是一种异体同构的关系，所以借男女以喻君臣，借弃妇以喻弃臣，自春秋时代始，便为不少说诗者或政治家所关注或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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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有可能出自妇人之手，写其为夫所弃的遭遇；也可能属于孤臣之作，述其见嫉于群小的境况；还有可能是作者本即具有明确的象喻意图，借弃妇事以隐曲地表现孤臣情怀。表面看来，这种多向度阐释使理解的准确度降低了，但从深层看，诗的意义空间却得到了扩大和提升，其既可通于夫妇，又可通于君臣的意义指向，已借助于文化学和接受学的不断积淀而渐趋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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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男女君臣间的紧密对应，并在文学创作或传受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认知和诠释传统，那么，屈原在承接前人的基础上，以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体悟和更为切身的一己遭遇，将男女君臣之喻予以新的整合和变化，并借助篇幅远为阔大、特色更为鲜明的骚体逐臣诗，把它发挥到一个空前完满的境地，便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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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屈原以“美人”自喻，以“众女”喻众臣，是从传统的阴阳观念出发，对男女君臣间对应关系的一个艺术转换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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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艺术间的对应关系是明显的，它不仅存在于屈原与“美人”、楚王与“灵修”、党人群小与“众女”之间，而且表现在臣与女或被“王甚任之”或与灵修“成言”的知遇经历上，表现在二者或忠而被谤或美而见弃的悲剧命运上，表现在逐臣与弃妇对自我命运均“无专擅之义”、难得自主的弱势身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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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屈原身为逐臣，对自己类同弃妇的身份和命运有着远超他人的体验，对男女、夫妇与君臣间的相似性关联有着更为深入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离骚》中男女君臣之喻手法的自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