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万里到严沧浪 ——论诗学对宋学精神之拒斥与背离

扬之水

“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正是这种政治热情的表现。“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文学观念后面也隐含着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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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一流的诗文家，不管他们是否强调过诗文的审美特性，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十分讲究文法、诗法，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严羽的“兴趣”之说就是这种审美需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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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人格修养与个人情趣两种精神需求之间的关系却没有这样简单。如前所述，二者的根本价值取向都是对现实利益关系的超越，都是心灵的自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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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修养本质上是一种压抑性的精神活动——强化某种理性原则来压制乃至消解主体的利益关怀与肉体欲望。修养的结果是这种理性原则成了主体心灵的主宰甚至全部，是理性对于感性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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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学家追求的人格境界相比，这种个人情趣不受任何的理性原则规范，只是一种淡化了功利色彩的心理体验。但它又是瞬间的感受，不足以真正解决人的现实困扰问题。而且这种寄托于诗文中的个人情趣除了使人在瞬间中摆脱于现实的利益关系之外，并没有更高的价格指向，所以也就不能将主体心灵引向更高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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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靠诗文创作与欣赏消解内心焦虑，宣泄情感，反过来也就要求诗文成为个体情趣的象征形式。这就是严羽“兴趣”说诗文本体论的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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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为主”、“以理为主”及道体文用的诗文本体论标志着文化语境对文学独特性的胜利，“别材别趣”、“兴趣妙悟”则标志着文学独特性对宋学文化语境的挣脱，也标志着文化语境自身的某种多元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