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代钱塘江诗路的形成

扬之水

沈约、任昉、丘迟、刘孝绰三家，都曾在钱塘江以南地区为官，其写作模式，前继谢灵运，后开唐代入浙东宦游及漫游的诸家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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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行迹几乎遍及整个钱塘江流域，是继谢灵运之后，南朝时期钱塘江诗路最重要作家。他的出守东阳郡，是继谢灵运出守永嘉郡之后的又一文人出守的典范事迹。其东阳郡诗也可以说是对谢氏永嘉郡诗的一种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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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谢诗，沈诗的风格有所变化，更重视景观本身的特点。其中尤其是刻意描写新安江水色至清的特点，成了此后表现新安江诗文的一个传统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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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晋到南朝的山水诗，不同于后来宋元以后随处写作的山水纪行诗与名胜景观诗，具有突出的搜奇览异的特点。这种诗风在后来山水诗，尤其是古体山水诗中形成特殊的一派，在浙江地区尤其流行。这也是我国古代的山水诗风为什么会首先在钱塘江流域、瓯江流域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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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其实是也南朝绮艳诗风的推激者，但是他在钱塘江流域的诗歌，却因“得江山之助”，更多地继承晋宋诗清新发越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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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谢灵运到颜延之，再到丘迟等人，他们作郡永嘉多是受到政治上的排挤，所以其治郡风格也都是崇尚无为。丘迟这两首诗写景模象生新，更过于谢客，直开后来孟浩然等人五古山水诗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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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西晋潘岳的长篇，以叙述经历，感怀平生为主旨，但用很多的笔墨来写上虞风土人物、山水草木。篇末尤其以浓墨重彩来写观潮，体现了刘孝绰这位北方文士对潮水之一东南沿海景观的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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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晋南渡，多种文化因素造成山水审美意识繁盛时，钱塘江流域、瓯江流域，成为山水诗最适宜的地区，加上士族大量进入，尤其是当时占据政治与文化高地的王谢家族的进入浙江地区，浙江成为当时诗歌发达的地区。这是我们今天所说钱塘江诗路、瓯江诗路最早的成因。而所谓浙东唐诗之路，当然也是在上述地域诗歌的传统影响下形成的。三条诗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构成一部早期的地理空间的浙江诗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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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诗路的诗歌，以山水、遨游、宦游为主要内容，构成南朝诗风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