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学对话——德里达与中国文化

扬之水

言语符号作为“能指”以“在场”的形式替代“所指”对象的“缺席”。这种“替代”实际上延迟了“所指”的出场，即时间维度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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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符号的差异性特征，“能指”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言语符号无论如何接近本意都无法完全替代本意，即空间维度的“异”，由此形成符号的“延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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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差异性特征表明“能指”与“所指”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言语符号无法完全替代所指对象。言语符号所表达的“真理”并非真理本身。真理的符号化意味着不再存在纯粹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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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由“思”来，“言”由“意”生。“思”既“神思”，为文者下笔前的精神活动，包括联想、想象、构思等。“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指出“意”来源于深思，作文的语言受“意”支配，三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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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认为，真理不可表达，说明不存在绝对真理和纯粹现实，西方追求真理出现根本性错误，传统理论被颠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继承和发展。面对无法尽之“意之所随”，并不否定其存在，而是努力思考，穷尽一切可能，寻找“达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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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像德里达一样通过发现符号的工具性否定“真理”存在，而是通过否定工具性追求终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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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通过论述“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言”与“意”非直接相关，“象”作为二者中介，在见“意”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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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没有将“真理”作为目标，不注重“真”，而注重“悟”。中国文化不偏执于选择“正”或“反”，而是强调在“正”中领悟“反”，在“反”中体悟“正”，最终达到“正”、“反”互补，如“大智若愚”、“大辩若讷”、“大音希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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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意之辨”的终极目标并非证明“言”无法达“意”或者“意”并不存在，而是寻找“达意”方法，寻找“意之所随”，为再现“圣人之意”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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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词语“是什么”时，只能借助一连串其他词语。德里达称这种状态为“播撒（Dissemination）”，由“延异”到“播撒”状态形成的众多路径被称之为“踪迹（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