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日本文学中的唯美、感伤风格

扬之水

白诗的美学品格与日本文学“民族性灵魂”之间的某种共通性。文学影响的发生，是一个放射者与接受者互相迎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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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人中唯美、感伤风格最浓厚的一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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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谕诗是他“兼济天下”之志的表现，经世致用的政治功利目的和补察时弊的社会批判意义非常明确。闲适诗是他“独善其身”之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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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特别注重通过个人锐敏优柔的内心体验，抒写人所共有的生死爱恋、离合悲欢、岁华易逝、天涯沦落等系于时空变化的情感，可以说是“兼济”之志与“独善”之心共同孕育出来的变种，是不能“兼济”又不甘“独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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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大量诗歌都具有唯美与感伤兼备并存的风格，是显示中唐诗风出新变异的醒目标帜。这种风格，特别是其中的感伤风格，因还作为白氏相对稳定的艺术追求和个性显现，程度不一地渗透到了他的一些讽谕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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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唯美感伤是华夏式的，大而化之，可以说是东方式的唯美感伤。其特质是：一、如前已论及的，二者交融互渗。感伤侧重为内质因，唯美侧重为表征因，是以感伤为内质的唯美，或者说以唯美为表征的感伤。二、意象博丽，主要从自然意象，辅之从人文意象中提取“美”，即白氏所说的“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故清丽、秾丽、纤丽、艳丽诸体兼备。三、通过刻意捕捉个人独特性极强，而又敏婉纤柔的内心体验，表现能引起普遍共鸣，又能触动到人心深处的感情。有“哀而不伤”的分寸。四、往往杂糅着道家的天人合一、虚静无为意识，儒家的仁爱为怀，乐善为本思想，乃至佛家的“色空”、“无常”、“欣求净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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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天之所以为白乐天的嘎嘎独造，大部在于对唯美与感伤一格的标举弘扬。可以说，正是有藉于此，他才能与浪漫主义色彩鲜明的李白，现实主义精神强烈的杜甫形成鼎足之势，而成为群星灿烂的唐诗王国中第三颗耀眼的明星；也正是有藉于此，他才能东渡扶桑，享盛名于李、杜之上，在日本文学中发生“超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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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影响，以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学，特别是贵族妇女文学为传播媒介，以扬弃讽谕因素而汲收、廓大唯美感伤因素为价值取向，程度不一地渗透到了中古日本的诸种文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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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氏诗风与和歌歌风非但不是“相克”，而且还是“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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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关联看，白氏诗文的意境，对《源氏物语》发生了或局部性的，或整体性的，或基础性的浸润作用。局部性浸润如《魔法使》卷中源氏公子在凄风苦雨之夜，独伴孤灯思念逝去的紫姬夫人的情景，便是吸收了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中“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的美感经验而构思出来的；《明石》卷中，明石道人父女为谪居须磨的源氏公子弹奏琵琶消愁解闷的情节中，融入了与此情此景妙合无痕的白居易《琵琶行》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