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颂体诗文”的特征和流行分析

扬之水

唐代诗人对君臣相得之情的认同乃是发自内心，故而颂体诗文的流行不会引起文人的集体反感。相反地，这种自我谦抑的表达反被视为士族的戒慎谦敬之德，值得在诗文创作中加以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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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中有“刺”是唐代颂体诗文的第三个重要特点，却往往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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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颂体的政教作用进行了新的理论突破，从君臣讽刺到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规正，皆是本自六义、发自性情的。甚至于游览赠答的题材，在颂体诗文使用范围扩大化的背景下，也可以达成“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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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批评讽刺的对象与歌颂赞美的对象设置成对立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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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的精妙之处，正在于以颂体寓讽谏所带来的复杂感。杜甫的颂赞之意是真诚的，他所提出的问题也是真实存在的。具体而言，杜甫指出问题的方式，还是颂体诗文常见的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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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体诗文使用典故的功效，除了间接指称外，还存在着化用前文本语境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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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鹤驾”与“龙楼”触发了某种关于盛唐的历史记忆。它既是一种告别，也是一种怀念。三个文本群之间的共时关系，使得当时读者在面对“鹤驾”“龙楼”时，自然地沉浸在一种盛极而衰、勠力复兴的语境中。杜甫在《洗兵马》中插入此联，正是在举朝欢庆的时刻有意识地唤起肃宗的创伤记忆，提醒他那些已经永久失去的人与事，以及需要重新夺回的尊严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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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伴随着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展开，颂体诗文才能具有发生新变的土壤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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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体诗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在于其建立了简便易行的宫廷诗文的创作方法。首先，就诗歌布局而言，它强化了六朝以来宫廷诗起因、铺叙、抒情的三段式写法，对宫廷诗人而言，一旦掌握了构造技巧，处理政务、忙碌不堪的朝臣面对突如其来的赋诗唱和任务就能应付自如。其次，它不需要特别高超的诗歌技巧，可以通过事典和秀句的排列组合，构造对偶敷衍成章，这对于大多数学诗者而言，不啻打开了一条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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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颂体诗文的影响下，当时的学子主要关注诗赋辞藻组合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语言新奇性的追求。同时也可以看出，颂体诗文创作范式的传播是极其成功的，它推动了诗歌创作范式的简便化，因为大部分的奉和之作不涉及诗歌内在精神的更新，从而使诗歌创作的难度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