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齐物论》中的“物之所同是”

扬之水

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得各种疾病，甚至会半身不遂，但泥鳅不会；人站在很高的树上会感到恐惧不安，而猿猴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在这三者之间，究竟哪一个住所可作为评判舒适的标准呢？人食肉，麋鹿吃草，蜈蚣以蛇为美食，猫头鹰、乌鸦则爱吃老鼠，在这四者之中，又以哪种口味作为美味的标准？麋与鹿可以交配，泥鳅与鱼生活在一起。世人都认为毛嫱和丽姬是美女，可是鱼见到她们，立刻潜入水底，鸟见到她们，马上振翅高飞，麋鹿看见她们，会迅速逃离。在这四者之中，究竟以谁的审美观念作为标准？我又怎么能辨别出谁是谁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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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原本就没有所谓“同是”的“知”，没有一个可以为所有人所认同、所接受的共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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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住所，也就是人所处的位置、所居的立场，决定人看待万事万物、认知一切的角度。这是造成是非物论的关键。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个性不同，对住所的要求不同，造成所居立场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会随之不同。所以说“物”没有“所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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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社会的人还是自然界的物，都各有所“是”却没有“所同是”。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中由人所制定出来的各种道德是非观念不仅荒谬无稽，而且是产生种种是非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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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这段寓言中反复宣称“吾恶乎知之”、“吾恶能知其辩”，字面上说的是“我怎么能知道”“我又如何能把这里的事情都分得清清楚楚”，实际上都是用反问句对“知物之所同是”作出回答。那就是，物没有“所同是”。人们对“知”的探求越深入、越明晰，寓之于其中的“道”也就会越受损害、越被遮蔽。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这里庄子仅仅例举了儒家特别标榜的“仁义”之说而加以评判，其目的与拈出“八畛”一样，都旨在说明“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在庄子看来，圣人之道应该是“寓诸庸”，“得其环中”，无“畛”无“界”的，唯其如此，才可避免将某一观念发展或强调到极致，以至于辩来辩去，最终走向了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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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知”的问题，王倪采取的是“论而不议”的方法，并以“吾恶能知其辩”作结。其实，不是王倪真的不知或者不可以辩，而是庄子要借此推出“至人”对待利与害的态度。如果说，上文庄子以大量篇幅说圣人的“天府”“葆光”，如何化畛为德，那么，下文庄子要说的就是“众人”如何在“利与害”之间找到“寓诸庸”的方法。这里，庄子重点要谈的是“至人”，并通过啮缺与王倪有关“利”与“害”的探讨，说明“无己”的“至人”是如何对待“利与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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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达到了“无己”的境界，成为了至人，自然也就会“不知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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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人看来，至人是不可思议的，天气热到山林焚烧的程度，至人却不觉其热，江河湖泊封冻、寒气逼人，至人也不觉其冷。即便雷霆劈开山岳，飓风掀起滔天巨浪，至人仍然能若无其事，感觉不到丝毫惊恐。这样的人，能乘云气，驾着飞龙，游于四海之外。生死的变化都不能对至人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何况利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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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逍遥游》中，庄子强调的是神人所建之功，功臣要心中“无功”才能成为神人。而在《齐物论》中，庄子强调的是至人的“无己”。也就是说，只有心中没有了“己”，至人才可以在生死、利害面前无动于衷，任何外在世界的变化都不会对至人产生丝毫的影响。所以，“至人神矣”不是说至人就是神人，而是说至人在常人眼中十分神奇，不可思议，而这也正是至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也是至人与圣人、神人的区别。王倪不知利害，至人也不知利害，所以，王倪与接舆等人一样，都是至人，而不是很多解《庄子》者所说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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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的核心首先是摆脱了生与死的羁绊，如果把生与死都看透，以“死生为昼夜，乘变化以遨游”，谁还会去斤斤计较于利与害？更不会为辨清“利”与“害”的观念界定而劳心费神。这样的人，就是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