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物象比”理论及其在诗歌意象化过程中的意义

扬之水

借物象传达诗意，被认为是最早具有意象特征的诗歌。此后类似的手法在《诗经》中大量出现，所借物象也从星辰气象延伸到草木鸟兽再到日用器物，范围不断扩大，两种略显不同的手法被稍后的人们合称“比兴”，在“意象”概念产生之前长期占据我国诗歌理论的核心位置。

扬之水

刘勰最大的贡献是在于继王逸之后进一步将具备意象特征的一类“物象”从传统的“比兴”手法中作了离析，

扬之水

所谓“比义”是指现代修辞学的象征，“比类”则是取物作喻，二者共同构成了“比”的两面，而“象征”正是我们判断诗中物象是否属于“意象”的重要标准，因此可以说“比义”是继“香草美人”这个指代式的概念后关于意象理论的又一次功能性指称。

扬之水

晚唐五代的“物象比”现象虽属于特定社会政治和文学发展时期的过激产物，却是古典诗歌传统中最具代表性的审美特征——意象化抒情方式的自觉意识与初步的理论总结，中国古典诗学由此走上以“意—象”为核心的理论探索之路。

扬之水

所谓“物象比”多数是用“物象”来比喻“人事”。“物象”种类繁多，可以是天地、日月、风云、山川等大者，也可以是花鸟草虫之小者；可以是亭台楼阁之可见者，也可以是山光水色之飘渺者；可以是松声竹韵之入于耳者，也可以是馨香浊臭之觉于嗅者。有的甚至突破了我们笼统定义的“物象以喻人事”，可以用一类人比喻另一类人，

扬之水

这种类比的方式一般是通过某种外在共性将二者勾连，但只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又不难发现，即使只通过寻找共性作比，“大小轻重”四字也远不能概括全部情况，这种共性实际体现于很多方面。

扬之水

由于“各以其类之大小轻重比之”是“物象”与“人事”主要的对应原则，物象的“大小轻重”一般就决定了它对应人事的“高低贵贱”。但还有一些“物象”，它本身的感情色彩并不明显，如果没有其他特定参照物，很难确定他的性格归属，这时就要给他附加一些修饰性的定语来作区分。

扬之水

还有一类物象，除了性格色彩不明显，其自身可塑性也没有这么丰富，如果想用它来展示特定的情感倾向，就需要向外借助诗中其他部分的表述，

扬之水

“体用”从王弼开始正式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体”是本体，“用”是本体的作用与表现，具体到诗歌理论中，与此处诗之“体”含义接近者，是皎然的“辨体有一十九字”（包括王玄《诗中旨格》“拟皎然十九字体”），主要是指由诗歌内容与基调决定、表现在情感与艺术等方面的一种总体气质与特征。

扬之水

物象的使用决定一首诗的总体特质——这可以说是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诗歌理论，它甚至可能与宋诗“言用不言体”的观念有某种直接关系，可惜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顺便说明，这里“体以象显”之“象”正是指诗中含有比喻义的“意象”，而不是单纯指物色之本象、实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