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质书（文/曹丕）

辛勤

纵观古今文人，大多都不拘小节，很少能在名誉和节操上立身的。但只有徐干既有文才，又有好的品德，宁静淡泊，少嗜欲，有不贪图权位隐退之心，可以说是文雅而又朴实的君子。他著有《中论》二十多篇，自成一家的论著，文辞典雅，足以流传后世，他的精神、成就永远存在。应瑒文采出众常有著述之意，他的才能学识足以著书，但他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实在应该痛惜。近来遍阅他们的文章，看后不禁拭泪，既痛念逝去的好友，而且又想到自己生命短促。陈琳的章表文笔很雄健有力，但稍微有些冗长。刘桢的文风洒脱奔放，只是还不够有力罢了，他的五言诗很完美，在同代人中最妙。阮瑀的书札文词美丽，使人感到十分快乐。王粲只擅长辞赋，可惜风格纤弱，不能够振作起文章气势，至于他擅长的，古代没有人能超过很远。过去伯牙在钟子期死后破琴绝弦，终身不再鼓琴，痛惜知音难遇，孔子听说子路被卫人杀害，剁成肉酱，命人将家里的肉酱倒掉，悲伤弟子当中没有能比得上子路的。这些人只是有些还不及古人，也算一代优秀人才，现在活着的人，已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了。将来定有优秀人才出现，后来之人难于轻视，但是恐怕我与您不能赶上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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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已经增大，心中所想的千头万绪，时常有所思虑，以至整夜不眠，志向和意趣什么时候能再像过去那样高远呢？已经变成老翁，只不过没有白头发罢了。东汉光武帝说：“三十多岁，在军队中十年，所经历的事不止一件。”我的才能赶不上他，但是年龄和他一样大了，凭低下的才能却处在很高地位，德才不足，只是凭借父亲曹操之力而有高位，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恐怕永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游玩了。年轻人的确应当努力，年龄一旦过去，时光怎么能留得住，古人想夜里拿着蜡烛游玩，确实很有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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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曹丕与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是过从慎密的好友。他们经常一起游乐欢宴，诗赋歌酬。此书是曹丕在孟津所作，一本题作《与朝歌会吴质书》。《吴质传》引《魏略》：“……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 写于建安二十年（2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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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原文讲解
《与吴质书》是曹丕书信的代表作。在整理朋友文稿的过程中，作者睹文思友，有感而发，流露出对朋友真挚、深厚的感情。整篇文章风格清丽婉约，语言优美流畅，读来流利顺畅，朗朗上口，全文可以划分为五段：第一段作者借《诗经·东山》中的诗句，来表达了分别之后对朋友的思念之情，用典表情、情深意切、手法婉转．轻轻一句便点出了朋友问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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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作者怀念昔日美好时光，阐述了撰订遗文的原因。首先叙说自己因少亲故死于疾疫而感到十分悲哀痛苦一接着笔锋一转，忆起当年大家“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而赋诗”的热闹场景，然而如今眼前却凄凉萧条，如此对比，更突出了作者对这份友情的无限怀念。最后作者谈到近来撰订朋友们的遗稿，看见文稿在而朋友逝，睹物思人．非常感伤在这段叙述中，作者情绪哀乐交替，以哀写乐，以乐衬哀，使得哀乐的对比十分鲜明，从而表达了对亡友深切的怀念之情。然而此刻亡友们已“化为粪壤”，昔日大家在一起无忧无虑的子一去不复返，尽管作者还活着，但早已物是人非，叫人哀伤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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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曹丕评论了建安诸子的文章，对它们依次作出评价，指了各自的优劣，曹丕一直以来对文学就很重视，甚至把文学提到与事业并立的地位。因此，他对亡友最好的悼念方式就是整理编订好他们的遗稿，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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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是对自我的总结和概括作者先借用伯牙、子期和孔子的两个典故来说明知音难求，并表示在建安诸子去世之后，再也难觅此般知音了，作者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卜．来说明这个问题，更表现出今日身边无人的遗憾和悲哀然后．作者谈到了己，他告诉吴质近来自己年长才退，德薄位尊，因而以“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这样的话来激励自己奋发努力，用真诚的语词来吐露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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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是作者对朋友的存问。曹丕关切地询问吴质最近的生活和著述情况，最后再次表达了对吴质的思念之情，情真意切。
这封书信抒情真挚感人，这对于众人之的帝王而言，实属难得二全文语气完全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架子，反而处处表现与朋友谈心的身份与姿态，其文平易近人，真情流露，充满感染力，写亡友时，作者内心的恻怛悲哀一览无遗，使人不忍卒读写朋友吴质时．作者义热语存问。句句牵挂，字字贴心，读起来如沐春风、暖人心怀写自己时，也是坦白真诚，表现出了帝王与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和忧愁苦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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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赏析
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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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