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作家与诗人的追梦胸怀、“赤子之心”与精品之作

夏爱菊

使他免受社会风习的濡染，从而葆有赤子之心，终于成为一位大词人。他是“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的典范。

夏爱菊

王国维对于消极腐朽社会风习与诗人灵魂的污染毒害深恶痛绝。他曾愤激地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夏爱菊

可见，倡导赤子之心、性情之真，正是针对风气之陋、习俗之伪。先生所议的合理内核，应该得到文艺界于是次论坛赞同与提倡。

夏爱菊

可以肯定，王国维所指出的不经历世事，躲进象牙之塔以保持赤子之心、性情之真的到来的论述是错误的。因为，在孤立封闭的系统内，诗人是不会具有别才、别趣，尤其具有别眼。其心映射和所开拓的也不会是客观，真实，清醒，又蒙上了一层诗心温情与智慧的光辉世界，我们应走进一个较现实更清朗、更深厚的富于启发性的世界。

夏爱菊

诗人必须善醒，并走出这孤立封闭系统，深入红尘滚滚的客观世界、接触风尘弥漫、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以陶冶情操，才能能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相，高歌那由深心体验所获得的晶莹智慧与高尚纯情。

夏爱菊

西方文艺理论家认为愤怒出诗人，中国古代文论家认为诗穷而后工，都认为诗人经历了艰难困苦，遭受了挫折坎坷，才激发起深沉浓郁的诗情，创作出不朽的名篇佳作。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夏爱菊

韩愈所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夏爱菊

欧阳修所说的：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而愈工。然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夏爱菊

以李煜而论，他的最优秀的作品大都作于降宋之后。他从一个小国君主变为宋王朝的阶下囚，终日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他的词是他当时情感思绪的真实表露。没有他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也句不会有那些流传千古的精美词章。

夏爱菊

不管是“客观之诗人（叙事作家）”还是“主观之诗人（抒情诗人）”，都应有“赤子之心”而“不可不多阅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