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山水诗与苏轼的哲理化人格

扬之水

禅意与自然合一，心物合一。在这个层次中，往往很难分清哪是山水自然，哪是诗情禅意，二者冥然合一。山水自然，禅理诗情，互相融 通，相互生发。山水自然完全成为心灵的外化，而心情意绪又以山水自然为形式，最终指向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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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则是把佛教的走向内心当作探索人生的手段，把 道家的走向自然化为丰富人生的契机，而对儒家的走向社会，他采取了“外涉世而中遗物”的做法，摒弃了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一面，使个体人格独立于社 会，充分重视人的个体生命。对上述三者的超越，都仅仅围绕着心灵本位这一中心，指向了执着而又超越的审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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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中的自然，是情感、心灵与自然相互生发的结晶，它已不再是生命的依托物，而是生命的外化形式。他的许多山水诗，与其说是写自然，勿宁说 是写心境，而实是心与天通，一笔勾出，天、心相与澄澈，无半点尘埃。他在审美愉悦中寻找自我，在人生实践中发展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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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追求的是心灵本位，要进行这样的追求，就必须博采众家之长，融其精华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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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
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
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
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
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
——《和陶饮酒》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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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就发展为以自我寻找为基点，他的山水诗又把情、景统一起来，但却不是向 陶诗的简单回归，而是使之统一到“理”这一层次上。这里的“理”，不仅是一种哲理，一种生存道理，更重要的是一种智慧，它要求对整个人生及宇宙重新进行整 体把握。在这里，自然——这一长期作为中国人消解悲剧意识的主要因素——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失去了消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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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超然物外，一是对整个社会人生的空漠感。后一种正是前一种向现实社会回归的结果。对现 实悲剧性的思考已不囿于个人、国家和社会，而是上升到本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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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走入了自然，苏轼走出了自然，在自然诗化的走向上进行了一次超越性的回归，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变，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到人自身，在文学领域为人的解放昭示着一种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