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闲居诗的成熟

扬之水

张籍在太常寺太祝时期的闲居诗中，与其说表露了对仕途郁不得志之感，不如说确立了一种抒发受病情折磨而深感不安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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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寺太祝时期的闲居诗所形成的美学，在自中唐至晚唐时代氛围的变化之中，变得更为自觉化而被诗人们确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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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武功体文学，其特征在于诉说自己处于贫穷、偏僻、年迈、疾病等的负面状态，以及诉说对职务的倦怠、对归隐的渴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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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期的闲居诗而言，张籍仍在继续讲述着贫贱、诉说着对职务的毫无兴趣，还时而表明自己对归隐的渴望。也就是说张籍将前期实际生活中形成的闲居诗手法，与生活自身切割开来并加以审美化，而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给确立了下来。而从张籍那里继承了这种形式并将其留传给晚唐时代的人，则应是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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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韦应物（滁州刺史以后）来说，出仕为官与辞官的对立已后退了，他追求一种在做官的同时而采取幽居之实（保全了天性）的“吏隐”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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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幽居诗指的是，在出仕为官与辞官不做之间二选一，辞去官职后所作的诗篇。即“出仕为官与辞官”的关系是一个在士人内心身处的尖锐对立的关系。韦应物将出仕为官视为一种损害人性而应该回避的状态，即使以失去富贵（官俸与尊位）为代价，他也是期望辞了官职去幽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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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韦应物而言，出仕为官与辞官幽居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一种在个人生活中无法使其双方优势共存的互相排他的关系。如果要想取得幽居的自由，就只能斩断对官场富贵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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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韦应物将郡斋（刺史官舍）或近邻的寺院视为吏隐的场所，白居易则更进一步接力将自己生活场所的宅邸寄托为吏隐的场所。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左迁江州后修筑起草堂，并将其用作吏隐的场所（《草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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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居原本指的就是一种“隐居不仕”的状态的。即从官的世界被排挤出来，不得已而被置于幽居的境地。闲居对于那些以出仕为官例行公事为己任的士人来说，是一种违心勉强的状态，也是一种郁不得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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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将阻挡在闲居之前的决心本身视为一种“喜悦的决断”而高调地公布于世，这本身在文学思想史上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