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欧“以同而异”的学术内涵及人格表达

扬之水

范公之学以“师古”为重，由此延及性情人格及施政理念，则往往表现出“复古”过当的问题，甚至连《答手诏条陈十事疏》那样的“新政”蓝本，也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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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不法古，所有关于“取士之方”的考量都能从现实出发，而革弊建议遂为有的放矢，清晰而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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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所倡导的“忠邪之辨”与欧阳修“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理论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因此，其盛赞石介之诗，亦为情理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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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欧二公“有志于当世”的圣贤品格高度一致，以“君子小人之辨”为基础的“朋党”理念也基本相同。他们在“政事”、“人情”方面所展示的不同风采，既和“崇古”与“变通”的意向分歧密切相关，同时也隐含着沉稳持重与激越慷慨的个体人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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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欧在诗文变革的对象及任务方面的确持有某些相同或近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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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以“复古”为基础的变革途径，范、欧两人却无法超越各自学术理念的束缚，思路和做法往往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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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仁宗时代“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开始分化，前者有孙复、石介、刘敞、李觏等硕学鸿儒，他们大多受到范仲淹的奖拔与提携，形兼师友；后者则有尹洙、韩琦、梅尧臣、苏舜钦等诗文大家，欧阳修与之品谈切磨，兼收并取，最终成长为一代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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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多法古”，议论“自经术中来”，乃是“道学之儒”作文著论的基本特点。在这一点上，范仲淹与孙复、刘敞等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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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根柢经术”为首务的文学理念乃是“尊经”、“复古”及“致用”思想的扩展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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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北宋中期有关“文章之学”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怎样评价杨、刘“崑体”，二是如何面对骈、散之争。从表面上看，范、欧既肯定杨亿“崑体”的艺术成就，也对“古文”作者赞赏有加；若详加考察，便不难发现他们在体制偏好和审美取向方面仍有差异。就业绩而言，范仲淹以律赋名家，欧阳修乃“古文”圣手；所谓“同中之异”，在他们身上也有相当清晰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