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

扬之水

四杰在急切求仕或进入宫廷的时候，多从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侧重于弘扬儒家诗教所强调的文学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社会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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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之所以反对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主要因为上官仪、许敬宗等人为文过于艳丽纤巧。而我认为，初唐四杰旗帜鲜明地反对龙朔宫廷文风，还因为上官仪、许敬宗等人的文章并不是“文章之道”的真正体现，他们身上并未能真正体现出士大夫所应有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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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诗文革新是在以贞观宫廷的雅颂正声，反对“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龙朔宫廷文风，是在以一种宫廷文风反对另一种宫廷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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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的文学贡献主要在于重新恢复了儒家“诗言志”的创作传统，在于他们用诗文表达了魏晋以来士大夫们普遍失却了的“以道自任”、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以及“坎圣代”、“殷忧明时”的复杂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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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都市生活盛衰变迁的描写中，表达了他们对盛极而衰、沧海桑田这一社会哲理的认识，委婉地流露出“以道自任”的寒士在“感大运之盈虚”后固守大道、静以待时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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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动息则静”说、“与时偕行”说，都是门阀士族的政治哲学在其易学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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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骆、卢、王等人的“以道自守”是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他们的这种人生姿态绝非消极遁世，他们是在静以待时、待时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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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独特的历史观、人生观使得四杰比较理智、冷静地观照了南北朝门阀士族和李唐新贵族的兴衰史，为他们重新树立积极而健康的人生观提供了哲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