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时代的形成及其意义探讨

扬之水

春秋引诗以证理引诗以议政到了战国诸子手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他们那里《诗》是阐述先王思想的最可靠的依据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文学作品的《诗》已成为金科玉律了。私家著述引诗以论述哲学、政治、道德命题，成为当时普遍现象。尤以儒家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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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使赋引者立于不败之地，儒家引诗最有系统最完备的首推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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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三十二篇几乎每段论述之后都引诗，诗即是论述的依据，又是结论。以《诗》论理，依《诗》为据，这种极端的理念上的用法，虽然本质上并不是扰乱《诗》的原始意义，却容易使人忽视它的文学性而重视外在的应用上的义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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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借助了理念用诗的方式，按照他们的观点，为每一首诗找到了本事本义，从此文学的《诗》只能在经学的重压下残存。《诗》成为清一色的伦理思想教育的教本。说到底，经学对待诗还是用，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上用，但是它形成的是用诗的独裁，它消灭了诗人的意志，也消灭了用诗人的意志，唯有经学一家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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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谙熟诗的本事本义，一方面又主观地加以引申比附赋予新的意义，这并不是他们要篡改诗原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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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个只有诗没有诗人的时代，诗的原始意义微不足道是同诗人本身的微不足道相联系的。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用诗的意义显然大于作诗的意义。那么用诗人的地位也就高于作诗之人。这样我们看到的大量应用的《诗》，却难以看清《诗》的生产者——诗人。忘记了诗人，也可以不顾及诗人的意志，而只有用诗人的意志，只有用诗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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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作者要弄清楚赋诗的具体人是谁是完全可能的。这并不是史学家的疏忽，因为这属于用诗的时代，那么多的赋诗引诗之人都被详尽地记载在书里，却单单将作诗的人忘却了。如果从今天尊重精神产品的角度来看是不公平的。但在古代却是另一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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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的一切活动都是集体的。他们很少顾及到个人，缺乏个性创作的诗，首先是因为诗人本身就是群体的。这种属性由于诗的内容反映大家共同的意志来决定的。诗反映的是一群人而非一个人的生活意志，那么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就都有对这种集体的诗创作加工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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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流传过程也是不断加工的过程，人们时常加进更适于为己所用的内容，这种诗的创作既非一人也非一时完成，而是一路转换它的色彩，正是在这个过程里，没有了诗人，没有了诗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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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借助于诗的早期实用的特点，对已经出现的有意识的个性创作的诗加以利用，继续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实用。只有用诗人，而不见了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