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诗学至高趣味的差异与契合

扬之水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至高标准是“极致之怨”。这个“极致”指的是“生之苦痛”的极致，正是通过对个体生之苦痛的精准描摹，中国诗歌表达出了轻逸似“挽歌”的、饱蘸浓厚的悲剧浆汁、却又似乎参透生死、貌似超越恐惧与痛苦的自由精神。

扬之水

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幽怨阴柔的主体特质根源于臣下对现实存在的、至高无上之君主的“依附”思想——这也正是他把中国知识分子共同推崇的、《楚辞》的作者屈原称作是“爱国者”、“正直的国家公仆”、“一个纯洁的人”，从而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些许疑惑和轻蔑的原因。

扬之水

屈原所独创的“香草美人”的意象、哀艳夸诞的风格、对人生易逝、理想难以实现的深刻的悲怆感情，已然内化成中国文化气质的重要组成，即“抑郁与幽怨”，而非“自强与创造”。这种态度显然过于简单粗糙，它无视先贤对“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的看取，因此也就轻掷了对个体生命本身的敬畏。

扬之水

在狄金森诗中显示的“沉潜的理性”呈现的不是中国式的“辞让之心”，而是含蓄地高昂主体意志的“审美信念”！这种内在的“道德感官”肯定了主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珍惜生命的高贵付出，甚至成为女诗人引以为傲的“人格”资本

扬之水

合乎美的必然是合乎道德的，“真、善、美”本就是不可分割的现实整体！

扬之水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自我”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本质的真实，它是已然成“佛”的个体人顿悟到的、掩藏在世界万物背后的“佛性”。

扬之水

尊重个性，回归生活，整体而全面地看取社会，真诚而直率地面对作家本心，正是20世纪西学东渐在人文艺术领域取得的积极思想成果。因此，“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并不是不可相互转化的；恰恰是两者丰富交错、斑斓参差，才造就了充满魅力的诗人个体在场及其作品本身！

扬之水

“无我之境”并非无“我”，而是“我”成为被审判、被挑剔、被冷嘲的客体；“我”成为了局外人、旁观者——这与中国古典美学所追捧的“物我两忘”的素朴精神是大相径庭的。这恰恰揭示出“写作”在诗人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它定义了独有的“存在”，超越了自我的实存，是对“文学自觉”的自觉。

扬之水

真正优秀的“诗人”既是正直淳朴的健全人格典范，又是感念现实、积极入世的生活艺术家；“美德”才是其真正可供后来者追慕并反思的价值源泉。

张庆东字恕鸣

问好老师，遥祝冬祺笔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