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扬之水

他之所以提出“风骨”范畴，也是意在拯救南朝绮靡文风所带来的文学发展的颓势，使文学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所以他高度评价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刚健清新、雄强有力的创作风气，并将它看成是“风骨”美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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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是作家意气俊爽的志气在文章中的体现，也是教化和情感感染作用的来源，“骨”则意在强调刚健、有力量的言辞才符合文章表达的美学要求，“风骨”概念的提出则体现了刘勰对文章的一种美学理想和要求。总之，刘勰对“风骨”范畴的阐释，反映了其在折衷宗经与审美、政治教化与文学艺术矛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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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务折衷”的立场：一方面认为以“诗赋书记”等为代表的古今文体之变是“有常之体”，其体制规范应该得到后人的继承；另一方面又认为“文辞气力”可以随不同时代和不同作者而千变万化，文体变化既要“参古定法”、“资于故实”，又要“酌于新声”、“望今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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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所主张的“唯务折衷”是在魏晋文学主情和对文学审美问题认识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他折衷宗经与审美评价之间矛盾的目的还是在于论“文”。他提倡奇正兼采、华实并重、雅丽并存的文风，反对齐粱时期那种只追求绮丽，风格柔靡、玩华坠实的文风，其意义也在于此。在刘勰的这种折衷调和中，已很难看见汉人那样强烈的功利主义立场和经世色彩，而是更多地与“言为文之用心”、与艺术家的才情个性联系起来，所以它推进了人们对文学和艺术本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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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了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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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和以情为本体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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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所谓的“情”，可归于感性范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感情；“志”可归入理性范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思想。刘勰所谓“情志”即是情感与思想的互相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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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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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论“赋”，以“诗”为源，是要克服汉大赋创作追求形式的“铺张扬厉”而忽视情感思想表达的时弊，这与东汉后期由于抒情小赋出而导致赋体文学愈来愈重视抒情体物的发展潮流是一致的，也是符合诗向赋体文学演化的内在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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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