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才子佳人话语霸权的挑战

扬之水

在爱情中，市商/佳人的“市语”，终比才子/ 佳人的“佳话”，低了一等。究其原因，是阶级或阶层的“区隔”观念，预设了人们的审美 趣味，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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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者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出现位移而转向商人庶民时，他的书写便打破了士/商的区隔界线，并构成一种与才子/佳人话语霸权挑战的姿势；当他 与事件拉开距离重作观照时，在文化认同上又恢复了“士”的效忠从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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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真实性”的肯认，充分反映出市商阶层日益壮大的社会现实，极为典型地展示出他们对财、色的向往之情和打破士/商区隔的文化意向及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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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神仙对商人的“爱恋”与扶助，正乃时代对商业的扶助，文人对经商 前途的羡慕，对（当时带有普遍性的）“弃儒就贾”行为的鼓励。这一“却逢神仙不寻常”的风流艳遇，不但使商人跨越了社会区隔的限制，享有与“士”同样的权利和艳福，而且使 之骤然暴富，“资用丰足”；更有匪夷所思者，神仙与商人的合婚，竟令其“身体康健”，“神采异常”。这一“光彩”的添加，不正是对商人荣耀的渲染、商人形象的重构及其经商 地位的提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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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爱情话语中还潜藏着更为深刻的内涵：神仙与商人的结合，还隐喻着对其“商才”的打磨和“商心”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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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神的先知先觉，虽是由其“神仙”的特性所决定的，但从隐喻的层面看，恰好暗示出商人必须要有宏阔的远见、正确的判断和开放的经商观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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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之“道”不仅指“经营有道”，还包涵“取财有道”。换言之，它不仅是一种工具合理性的行动，同时也应当是一种价值合理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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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在于用宗教（佛、道）伦理来化解商人的贪婪之心，建立他们的价值关怀，并以 之来消弭工具理性（商才）与价值理性（商德）二者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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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人对士/商“区隔”的跨越，到二者界线的日趋模糊，再到士、商互相的靠拢和融构，是明清之际一个极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它虽不一定有这样一条历时的线索可寻，但就本文 所选之文学文本而言，则恰好构成一个相连相续的发展过程，而且都是通过“婚恋”的形态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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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在中国传 统中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是“士”之精神理念和气节品格的集中体现，而对陶 潜来 说，更是他持守士道、抗衡现实的隐逸人格的外在表征。马生的“好菊”，正是对这种精神的认同，理念的服膺，人格的向往。此外，这一“好菊”，还表现在精神娱乐的追求和形而 上的玩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