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元祐三年科场舞弊辨伪

扬之水

其一，北宋有严格的锁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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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分割知贡举官的事权。其次就是建立锁院制度，加强对知贡举官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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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之时，知贡举官在得到诏令、受令及入院锁宿等各个时间环节上，都有朝廷派人监督。苏轼作为知举官，也不可避免地在各个时间环节上受到监督。大中祥符七年知贡举王曾受审查一案，颇见北宋政府对知贡举防范之密与监督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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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作为朝廷的参政要员，对此不可能不知，作为知贡举的他，纵爱其门生心切，也不可能不对朝廷法令有所顾忌。因此，从制度这个层面来说，所谓“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这一事情是绝难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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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苏轼在元祐初年屡次因考试问题受到政敌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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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省试试题同样由知贡举与同院考试官参详而定，未必是一人独断而成。因此，即使苏轼事先透题给其门生李廌，师生共同作弊也未必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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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考官的角度来看，元祐三年省试中李廌及不少苏轼故人的落第，正是苏轼“无情如造化”之笔，秉公而断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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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与东坡的对话提示我们，李廌省试落第，并非东坡不识真文章，而是其本身的程文未有特别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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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考生的角度来看，李廌之省试科文，可能并未达到“斯文如女有正色”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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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之言，乃作者真实情感之流露，故苏轼这两则议论说明青年时的李庸，其文章尚欠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