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规范诗学

扬之水

1. 声律。南朝以来的文笔论，主要以有韵无韵作区分。刘勰不主张以此区分文笔，他提出“言”与“翰”之别，前者是口头语言，后者是文学表现，只是他的解释既不够明朗也不够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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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有韵者即可称诗。语言素材只有通过富于文采、音律和情感的方式表现出来，才可以称作“文”，也就是“形文”、“声文”和“情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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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一段文字的意思很好(“义虽可取”)，但如果不合韵律(“韵弗相依”)，就不成其为作品。这表明在唐人看来，语言的声韵在作品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审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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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语调(或平、或升、或降)会造成不同的语音旋律，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形成不同的文学风格。唐人在声律上的最大贡献在“调声”，它解决了律诗粘对的问题。违反规则，便可能失粘或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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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声之术，其例有三：一曰换头，二曰护腰，三曰相承。”准此“三术”，就能写出一首完全合律的近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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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找不到语言的艺术性何在，就难以区分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唐人极其注重文学语言的特征，其中“对偶”就是重要的一项。缺少这一特征，“如常不对，则与俗之言无异”。诗歌语言的构成需要根据一定的艺术原则展开，拿对偶来说，就有根据相称与平衡的原则、对比与映衬的原则、字形与字音的原则等演化出来的各种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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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基本上需要遵循的是平衡与对称的原则，但诗人在达到平衡之后，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固有的平衡，“不求至切”，甚至推到极致，以不对为对，即“总不对对”。这是得到允许的“作者变通之意”，与不懂对偶、不善对偶所造成的“不对”未可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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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强调对偶，并且是很工稳的对偶，也易于造成诗歌的油滑与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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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范而又不泥于规范，是唐人的智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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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总是“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的，从诗歌来看，其基本单位是句。句与句之间按照什么样的审美标准或艺术程序来进行不同的组合，例如相反、对立、承应、互补等，是句法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如果我们认识到对偶也属于句法的范围，那么，在唐代的“规范诗学”中，有关句法的探讨实际上占据了很大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