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自然、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诠释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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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私人园林作为终结旧观念推展新时代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来论述，这样极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私园出现于中唐，或者说文人对园林的兴趣、形成的观物方式生存方式出现于中唐。这是需要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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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笔者发现宇文所安论中唐文学文化，特重私人性与微型性，有关中唐园林也从这两方面强调。有关私人性的说法已见前点所辩，关于后者即“微型”云云，用以区分中唐园林与中唐以前之园林，中唐贵族园林与文人园林，意义并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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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微型自然”“微型园林”的提法可能受“壶中天地”观念的拘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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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宇文所安对园林的一些引述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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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笔者认为唐代文学研究应引入园林诗、园林散文的概念。对文学史上作为常识与固定模式接受的田园诗、山水诗、山水游记等范畴，有必要进一步循名责实，从中析分出园林诗、园林游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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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代园林兴盛带动了都市审美文化需求的高涨。园林本身是城市发展过程的产物与伴生物，是身处都市心存江湖的产物，是用物质条件技术手段对遥远自然的回忆与呼唤，用机械及人工对天然的一种物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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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园林作为社交的平台与观照的视角满足了士人的身心需求。园林尤其是文人私园不仅为文人的社会活动、文学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为文人体验自然提供了观物方式，为文人安置自我心灵找到了一种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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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居与隐于朝、隐于山相比，无疑可兼众利而无一弊，此即所谓的中隐、吏隐，即所谓的“壶中天地”、“咫尺山林”。故壶中天地的真谛不在于它的微型，它的私人性，而在于它的以小见大，打通有无，泯灭物我，使处于现实困境中的士人找到了安置心灵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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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居体验对乐园理想之演变与实现也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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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居生活的体验与诗歌创作的探索共同促成艺术境界理论的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