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李杜”时代与“后李杜”时代

扬之水

作为“忧患诗人”，杜甫和李白一样，拒绝“词臣”的卑微角色，成为人格完全独立的诗人，一改屈委琐、曲意逢迎的宫廷词臣做派；而直面国家灾难和时代创伤，用诗笔真实地表现出大悲痛、大哀伤，并将其永远成为历史的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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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他的诗并不太采用宏大叙事的手法，也不太注重宏大的物象，却关注具体的人物和事物，着意于人和物的细微之处，通过反复酝酿情思，提炼表现对象的内质，使感情和意度厚重深沉，同时作者将这种感情和意度用张弛有度的节奏，回环往复的涵咏，凝重精粹的语言，丰满浑融的兴象结撰成既有沉郁顿挫之美学面貌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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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白诗气高调雄，给诗坛带来的是无限震惊之美，杜甫诗则是一派沉郁敦厚的气象，诗人兼宗一代，全面继承中形成了大幅度的突破，在新叙事手法的创立、近体格律的完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上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也是充分陌生化的，因此它同样改写了人们的阅读经验，更新了人们的诗学审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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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二人的直接交游并不具有文学史家所评价的诗史意义，根本原因“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但并不否认它对我们研究唐诗发展过程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向我们揭示的天宝初李白与杜甫不对等交往的事实倒是很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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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在当时没有被普遍认知，客观上是由于安史战乱，南北阻隔，杜诗未能广泛传播，主观上读者审美观倾向于“戏题剧论”的作品，对诗思沉郁的“大雅之作”缺少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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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宪宗政治上的开明态度和由此带来的复兴气象，使得不少诗人恢复了对社会的信心，坚定了儒学理念，唤起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并激发起了自身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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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前之晚唐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李商隐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代表诗人包括杜牧、温庭筠、许浑、刘沧、李群玉、赵嘏等；大中后的唐末五代大体上又分为通俗派、苦吟派、绮艳派和纪实派。通俗派以杜荀鹤、聂夷中、罗隐、皮日休、顾云、郑遨为代表，他们近承白居易，主张讽颂美刺的诗教说，提倡诗歌应当切于“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皮日休《正乐府十篇序》）的现实目的，乐府诗进一步发挥了讽喻的功能，其他各体亦多表现民瘼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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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认为，在杜牧、温庭筠、许浑、刘沧等诗人中，体多近老杜而唯杜牧颇类太白。其实，杜牧之所以与李白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是缘于他那份当朝宰相后代的气度与豪情，还有他的那种特有的风流潇洒，至于其诗，豪迈尚奇，风调高华处似李，而沉涵灵运，情韵婉转处则绝似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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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基于“忧患诗人”的人伦纲纪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再一方面是其写作手段高度技术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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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点燃激情的时代，“激情诗人”只能成为一个高悬的理想，他那种适合于激情表达的写作范式也难以成为摹本。对其诗艺，虽然他的古风、歌行和绝句创造性的表现方法，作为一种典范颇为后代诗人希风；其诗风格，唐代韩愈以及唐后苏轼、高启、黄景仁、袁枚等风华超卓的诗人心追手摹，其作品亦有一定程度神似李白者。但应该客观承认，从才性来说，天资纵逸仙来神往，五岳蟠心气度轩昂的李白诗的艺术境界确实高华难追，非学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