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赋话的渊源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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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除有《古赋辨体》、《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一些以“辨体”名目的文章总集在所撰“序论”中论辨赋的体制源流外，大量的“赋话”仍然包容在诗话著作之中。如杨慎、谢榛、王世贞、胡应麟等诸家诗话，对于骚与赋的区别、楚汉以至元明赋家的风格特点，以及汉代赋篇的存佚真伪等都有所论述或考证，在内容上已较偏重于评析和具有理论色彩，在形式上已注意将文字相对集中（如《艺苑卮言》、《诗薮》），这相对于此前那种偏于记事而又零星片断的话赋文字，显然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
经过长期缓慢的演进和发展，至明末、清初之时，实际上已经预示在王铚所谓“赋话别见”之后一个赋话独立、兴盛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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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浦铣首创“赋话”之书及乾嘉以来赋话的兴盛
进入清代以后，虽然受长期以来形成的“赋为古诗之流”、“赋自诗出”、“赋为诗余”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在诗话中话赋的行为依然存在，但是要区别赋与诗的意识也逐渐浓厚起来。康熙朝组织编纂大型诗歌总集《全唐诗》，同时也编纂了第一部大型赋总集《历代赋汇》。在《御制历代赋汇序》中，既略叙了楚汉至宋元以来赋的源流变化，也强调了“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赋“与诗并行”。康、乾时程廷祚的《骚赋论》，还对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提出疑问并极言诗、骚、赋之别。不少清代学人，都充分认识到自古有诗话、词话、四六话而无赋话的缺憾，增添了编写赋话的责任感和自觉意识，因而在撰写诗话之时又别著赋话之书，有意要让赋话从诗话中独立出来，使之具有与诗话并行的地位。
首先是清初的重要诗话、文话著述，以前所未有的篇幅比重和别立专卷的方式集中话赋。例如，吴景旭《历代诗话》全书十集，就有丙集的九卷是《赋话》，其篇幅之多、内容之富已俨然有如一部赋话著作；孙梅《四六丛话》，其中有三卷是《赋话》，以“叙赋”、赋史资料、赋家小传三者结合的体例，集中汇辑赋话内容；彭元瑞《宋四六话》，以一卷的篇幅辑录了宋人作赋史料四十余则。这三家诗话和四六话的作者，以分卷集中的形式述赋，显示了既将赋话包括在诗话、四六话之内又欲相对独立开来的新赋话意识。
接下来便是乾、嘉以后大量独立的赋话专书的相继问世。
“据现知史料，浦铣是清代第一个以‘赋话’名书的人”[3]131。浦铣生活于乾、嘉时期，因见历代诗话之作甚众而赋话未有集其成者，于是“积数十寒暑”而著有《历代赋话》和《复小斋赋话》两种赋话专书。据《历代赋话》“自序”及“凡例”，可知“此书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已写完初稿，后来几易其稿，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全部完成，比李调元写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赋话》要早”[2]。《复小斋赋话》的写作，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作者为天子省耕献赋之后开始的，但至乾隆四十一年也已完成。浦铣这两种《赋话》的编撰，都早于李调元的《赋话》，所以袁枚《历代赋话序》也说浦铣“创赋话一书”。
《历代赋话》分正、续两集。《正集》十四卷，辑录正史所载历代辞赋作者本传中有关史料，按时代先后顺序编排、断代分卷，可以说是历代赋家生平史料的汇集；《续集》也是十四卷，主要辑录各类书籍所载赋论资料；浦氏还于书末专设“诸家绪论”两卷，除录入左思《三都赋序》、陆机《遂志赋序》、刘勰《诠赋》、王铚《四六话序》、祝尧《古赋辨体》、陈山毓《赋略序》诸序论外，还将《文心雕龙》一书中散见于《诠赋》之外其他各篇中的论赋文字分条录入。全书资料丰富，编排系统，又“述而兼作”，有所考订论析，在当时已得到袁枚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对于今天赋史、赋论的整理与研究也极有价值。
与《历代赋话》不同，《复小斋赋话》二卷是浦铣的赋论专著。作者以笔记语录的形式，或品评赋家风格成就、赏析律赋名篇佳句，或论述体制作法、略载逸事传闻，还提出了诸如作赋“须自占地步”、“要脱应酬气”、“学古”而不“泥古”等许多有意义的观点，表明自己的赋论思想和批评见解。《复小斋赋话》“博综诸体而归于论律”，所论范围较广而又突出重点，内容以品评论说为主，理论性和批评色彩较强。
浦铣既是第一个编撰“赋话”专书的人，又以一人而有两种《赋话》传世，这在古代赋学史上是少见的，且就其《赋话》的文献、学术价值而言，也应在李调元《赋话》之上。
李调元《赋话》，写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全书分为《新话》和《旧话》两部分：《新话》六卷，主要内容是采撷历代赋中“佳语”以品评赋的体制、技巧；《旧话》四卷，大抵是辑录古人作赋故事和赋家生平史料。这不是一部系统的赋论著作，而且还较多地吸取了他人如汤稼堂（汤聘号稼堂）《律赋衡裁》的成果，但该书本为指导诸生作赋而写，对于研治古代赋学、赋史者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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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李以后，王芑孙《读赋卮言》、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朱一飞《赋谱》、汪廷珍《作赋例言》、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余丙照《赋学指南》、魏谦升《赋品》、江含春《楞园赋说》、潘遵祁《论赋集钞》、刘熙载《赋概》以及沈祖荣《赋考》等，相继出现，一时兴盛，成为当时文学批评理论园地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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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清人赋话的内容，既有作赋史料、文坛趣闻和赋作者生平事迹的载录，又有真伪疑误的考辨或源流探索，还有赋话作者的论析品评。简而言之，则主要是记事、考辨、评论三项。但在每一部具体的赋话中或兼而有之，或有所侧重，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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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赋话的记事与辑录史料。有关于前代赋家生平和作赋事迹的，有关于献赋、考赋的，有话赋谈赋的只言片语，也有较为完整的序跋赋论。赋话作者将这些分散、零碎的史料集中汇集，按时代顺序或分类编排，如《历代赋话》、《赋话·旧话》、《春晖园赋苑卮言》（上卷），还有沈祖燕等所辑《赋学》等，均颇具资料价值；有的则直接记录了赋话作者及当时赋家的行事，如《见星庐赋话》卷八载道光二年林联桂游齐鲁时写赋、读赋的情景，卷九记嘉庆间林联桂在京邸与诸文士结诗社、作《黄金台赋》的情形，为读者了解清人作赋情状、赋篇面貌以及赋话作者生平行事提供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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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类赋话中还有一些关于赋坛轶事、异闻、掌故的记载，如《历代赋话》续集所载滕达道之赋《盗犬》、庐州士子之作赋嘲吴教授、苏东坡在雪堂读《阿房宫赋》而有二老兵私下参与议论，《春晖园赋苑卮言》载蜀中试赋“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之类，不仅为赋话增添了一层轻松幽默的意味，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作赋的社会背景、科场试赋的情形，以及对赋家生活、性格、思想情趣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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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赋话的考证与辨析。清以前的话赋著述，已有不少考辨的内容，如明胡应麟的《诗薮》，就对宋玉、唐勒、景差及两汉赋家作品篇目的存佚真伪进行了较为详密的考证辨析。清代赋话中，最有考辨特色的当数清初吴景旭《历代诗话》中的“赋话”九卷，150余条文字，主要是对楚汉至明历代赋家作品中某些名物、典故、词语、难字进行考订、辨析和诠释，作者既广征博引，又善于分析比较、融会贯通，解难释疑时有独到之处。故此书学术价值较高，对阅读和选注古代赋篇者尤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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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赋话，如《历代赋话》常在所录史料之后加以“铣按”之语，或考释疑误，或补充材料，很受时人推重；《复小斋赋话》据宋李纲《梅花赋序》、史绳祖《学斋占毕》等文献，考证《历代赋汇》所载唐人《梅花赋》为后人伪作，亦有意义；李调元《赋话》对某些史料讹误、赋篇真伪，也有所考订；沈祖荣等所辑《赋考》汇集历来治“文选学”者在考订“选赋”方面的丰富资料，于研究或注解《文选》所载赋篇者颇可参考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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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赋话的品评与论述。有阐述体制、渊源与流变的：如程廷祚《骚赋论》论“诗”为赋之原、宋玉为赋之始，王芑孙《读赋卮言》以荀况、屈原为赋之祖并提出“赋亦莫盛于唐”；有论赋的构成和赋作风格的：如魏谦升《赋品》论赋的“结构、气体、浏亮、宏富、丽则、短峭、纤密、飞动、古奥”，刘熙载《赋概》论赋的“归趣”不外“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三种；有专谈作赋方法、技巧的：如汪廷珍《作赋例言》、余丙照《赋学指南》；有主要论律赋的：如《复小斋赋话》、《赋谱》、《见星庐赋话》、《楞园赋说》中的《律赋说》、《论赋集钞》所辑汤聘《律赋衡裁余论》、吴锡麒《论律赋》等；有概言某一时代赋风或评说某一流派、某一赋家的：如《赋话》载言“唐人雅善言情”、“元人变律为古”、庾信赋“无不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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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话的品评、论述，对阅读、欣赏赋篇，评价赋的成就得失，都具有启示、借鉴意义。在清人赋话中，比较偏重于品评论述、具有较强理论批评色彩的著作，当推《骚赋论》、《复小斋赋话》、《赋品》、《论赋集钞》等数种；而至清末同治间刘熙载的《赋概》，以论评为主，几乎全无记事或考证内容，作者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概”论之法，从赋的渊源流变、文体特点、表现方法、艺术特征，到赋家的审美趣味、才学志尚、作品风格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论述，阐发了许多不囿于传统的观点，表明了对赋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入认识。由此可见，赋话至此，已从偏于辑录史事、谈论作法和零星片断的叙述、品评，发展到了较为系统、具有理论和批评色彩的专门著述了，它体现了赋话演变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