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价值

扬之水

从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具体篇目来看，大多并非蛇足，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起到了补原书之遗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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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录入上述鲍、谢二人的两首诗则更多因情感深沉与意蕴丰厚，符合其“沉思”、“翰藻”的选录标准，两书录诗的出发点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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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所增诗歌的经典性可以找到如下参照系统:一是为《文选》所收者;二是为古今公认的名篇;三是代表着某类诗歌特点的标志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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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存在相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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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了为《文选》所录的几首外，明刻本所增诗歌中不乏可堪讽诵的佳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书的遗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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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明刻《玉台新咏》增补了一些代表着某类诗歌特征的作品。它们或许最堪当黄芸楣先生之所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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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意义上讲，昭明太子提倡雅正诗风，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为审美理想。体现着这种理想的范本《昭明文选》，虽不刻意排斥言情之作（例如“赋”类下专设“情”之子目，“诗”类中也有多目关涉“情”的抒发），但却言情而有度，轻艳之作罕有收录。而裴子野更是对宋大明以来“摈落六艺”，“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的“兴浮”“志弱”文风忧心忡忡，主张以“劝善惩恶”的文学功利观矫治齐梁新变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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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的诗歌创作倾向以典正为主流，时人以“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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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则认为徐陵以异于《文选》的方式处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归属（指将其中八首归在枚乘名下），实际上是以此表示对昭明一派的“微意”。朱氏所言，是从两派的矛盾着眼，也值得思考。《玉台新咏》既然是因萧纲授意而编，终归要与《文选》立异，所以尽管它收录了趋新派之外的萧衍、王筠、刘孝绰等诸多诗人之作，对萧统诗的入选却不能不谨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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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增补萧统、裴子野诗入《玉台新咏》，至少使我们认识到梁代文坛三派原本并不是冰炭不相容的，理论上的旗帜鲜明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上的“互通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