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文人诗因何“淡乎寡味”

扬之水

东晋人士尽管论得异常热闹，其根本之理论则是一定的。也即玄谈家的老、庄、易三玄，或者再加上佛。那么，这种缺乏本源之活力的论辩只能或者说极易成为精神之游戏，而反映这种理或论辩之结果的文学，怎能不平典似道德论，毫无魅力可言?因为理既然已为人所明白，阐释与反映这种理的诗文就只能是如一碗白开水。东晋文人诗内容的狭窄，思想和艺术的乏味，即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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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反应敏捷，伶牙俐齿为主要特征的论辩带有不可验证的诡辩性和偷换概念的随意性，大多是在斗嘴中得到快感的。不论辩者还是听众，都不容进行冷静的严密的思考。这在清谈中是可以的，如若写出来，不仅可能暴露出漏洞，味道也要淡了许多。因为诗文是要供人们从容阅读的。不用说那种音调、动作很难写入诗文，就是那种有趣味的论说也是只能当时欣赏不能重新再现。东晋人士把那么大的精力投入到玄谈，并成为一种时尚，这对于还未发展到能融理入文阶段的诗文创作当然是不利的。所以说，东晋人士有着极高的才，也有深厚的人生感悟和真情，但是留给后世的有价值的给人美感的只有那些临时发挥的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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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追求“得意忘言”、“意在言外”来说，只能是寻常之语言，于自然之道的体验有所隔，有所蔽。同样，他们对于“情以物兴”、“感物吟志”的理论也是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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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询被当时推崇为妙绝时人的诗作，就是背离《诗》《骚》特征的以老庄玄胜之谈再加上三世之词为内容的作品，并且作为当时的文宗为众人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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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去表现已知的理，从根本上说不是自然之道;努力于写理就会理胜其辞，酷不入情。东晋人士的创作既违背了自己的思想宗旨，又背离了文学反映社会人生和抒情的核心质素。是以当时固然蔚为风尚，但时过境迁，其淡乎寡味、单调浮浅就为人们所不满，难以玩味和欣赏。盛极一时的玄言诗终于日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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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它摆脱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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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和前一点相联系，这种诗要求作者开阔思路，放宽眼界，以表现天地自然之充足媒介的气概来思索，来创作。于是拉开了与具体化的社会的距离，也就有了深厚感、迷蒙感、淡泊感，耐人咀嚼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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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种诗的创作来自于“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式的思维方式。是高一级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概括，也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非作者不能理解，非有高度修养者不能道。既增强了文学作品的意义，又符合文人的要求和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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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这种诗还是“文以载道”和“文以寄兴”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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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社会大动乱之后，人们在痛定思痛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寻找出路，思想上求得解脱之际，理的需求大大增加甚至超过辞与情的时候，这种诗就会在文人当中流行并得到极高的评价。这与后人从文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评判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然而，时过境迁，这类诗也就成为某种观点或理论之图解，逐渐失去其魅力，为读者所漠视。东晋的玄言诗即是突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