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暴力中的身份建构

扬之水

从上层的贵妇，到中层的思妇、弃妇，再到底层的民妇和妓女，社会女性被彻底物化为各类角色，饱受男性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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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诗并非是对女性生命形态的真实还原。        李白对女性大量、广泛的书写，恰恰使秘而不宣的男权暴力浮出纸面。对女性的理想化源于更深的权力管控。经由排除与收编的双重机制，而规范了性别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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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排除将女性与自然等同，凝固为冰冷的自然景观，巧妙地将不受男性掌控的他者女性悬置于文明之外。通过收编赋予女性种种社会功能，使各类社会女性束缚于各自的社会角色中，将性别的宰制普遍合法化。实际上主体的生成包含了一种与他异性的根本的建构性关系。所以女性诗的书写，真正指向的是不在场的在场——男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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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白所有的诗歌都是男性诗，显而易见诗人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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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女性诗影射了男性不在场的在场，那么咏侠诗则是对男性主体身份的正面肯定。但主体的身份并非是一种事先预设的公理，也不是事后一劳永逸的命名。借用朱迪斯一巴特勒的话来说，它是一种男性身份的暴力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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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层含义是操演并不先在设定有一个行动的主体，而是操演实践本身产生了这个主体，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给人一种主体事先就存在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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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演的第二层含义是，这种操演行为是一种重复的建构。        咏侠诗中以侠客自许，意味着侠客是男性认同的对象，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引用。问题在于，这种认同式的引用并不必然奏效，随时可能遭遇失败。因此绵延成一个反复重建的过程。通过操演建构了男性的侠客身份，又势必在不断的反复中延续下去。因此身份不是一个固定的实在，而是一系列变化的生产。侠客形象在李白诗中也呈现出这样持续建构、否定、增衍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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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魅力源于风流恣意的享乐和不拘俗世、自掌正义的暴力。天真的享乐姿态显现出个体自恋式的沉溺，而暴力此时更多表现为一种自由的炫耀，标榜自身超脱于世俗法规的高蹈。但他们也很容易流于暴豪恣欲之徒。带有社会抱负的古侠很快取代了放荡不羁的自由少侠，成为李白咏侠诗中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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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他经由享乐或暴力否定了秩序而获得自身的独立自由。其次通过融入文明社会，他又否定了以往所为。侠必须被社会主流接纳后才能获得积极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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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侠展示出迥然有别的价值取向，其最大的特征是不为人知的民间身份。换言之，前者固然因功业而彪炳千古，但也被正史所收编纳入主流价值体系中，而后者恰恰拒绝这种现实的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