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

扬之水

魏晋名士为了处理好个体价值与礼治秩序、精神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魏晋名士所特有的双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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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则不同，他们不仅仅是推崇儒家圣贤，而且强调每个士大夫均要通过修齐治平的道路做圣贤，以圣贤的人格理想作为自己毕生追求、实践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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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想人格表达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精神，但同样包含并充分体现出魏晋名士风度中的个性化主体意识的内涵。如果说东汉名士体现出一种群体价值意识的精神，魏晋名士追求的是一种个体价值意识的话，那么，宋明士大夫推崇的“圣贤气象”，则正是一种群体价值意识与个体价值意识的双重弘扬。如果没有魏晋名士有关个体生命、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不会有宋明士大夫中有关“圣贤气象”对理想人格的独特追求与全面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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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涉及群体生存的家国伦常、社会秩序，“乐”则涉及个体存在的生命意识、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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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认为名教之乐归本于名教中所依据的“自然”，其名教之乐就仍然只能归因于自然，故而并没有真正缓和名教与乐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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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宋儒眼中具“圣贤气象”的士大夫，必须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具有“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以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为己任，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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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宋儒所推崇的“圣贤气象”除了具有东汉“节义名士”及儒家传统的救时行道、名节相高的社会道德内涵之外，同时还有魏晋“风流名士”以及老庄道家所追求的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个体人格及其精神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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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它表达的正是“圣贤气象”中追求个体精神洒落自得的一面。圣贤内心所达到“与物同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一精神境界表现于外就是一种洒落自得、悠然安乐的“圣贤气象”。这一点，在指导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的周敦颐那里，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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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家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将“圣贤气象”中社会关切和个体安顿奠定在一个以“天道”、“天理”、“太极”、“诚”为终极依据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名教与个体人格的终极依据均不是魏晋名士所说的“无”、“自然”，而是实际存在于社会之中与自我心性之中的“天道”、“天理”、“太极”。这时，社会忧患、经世情怀的价值依据不仅仅是人文关怀，而是与阴阳造化相关的宇宙精神；同样，身心安顿、洒落胸襟的人道执著亦不局限于道德信念，也是由于对这个主宰浩浩大化的终极实体的精神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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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强调学者必须在合乎名教、追求仁义中达到“与道为一”的精神境界，这是宋儒解答名教可乐的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