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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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们出手大方又不想治理产业，又有一身出众的本领，那么最适合的谋生方式当然是抢劫。这不但更加使统治者仇视，也使侠客本身处于时正时邪状态，降低了侠义精神的高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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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侠成为一种社会名望的时候，它本身也成了一些人谋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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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只要有名，就可以免去谋生的烦恼，这又滋长了游侠追名逐利的思想，背离了行侠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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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忌恨游侠，除了他们触犯统治权威，拒绝为统治者服务外，还因为游侠道德水准下降，打家劫舍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冲击了正常的社会道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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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末群雄逐鹿的特定情况下，游侠又表现出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重然诺，不顾生死而又本领高强，是一支左右割据力量存亡的重大力量，如为曹魏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臧霸、夏侯敦、典韦都是暴豪之侠；另一方面，他们又破坏着割据势力的权威，尤其是三国鼎立，皇权在一定范围内得以确立的情况下。所以，如何给他们找一条出路，发挥他们的长处，限制其危害性，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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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观念上，《白马篇》提出的最核心的道德，就是为公废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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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改换概念，用国家观念替换君主观念。在专制社会的伦理中，君即是国，为国捐躯实际上就是为君主卖命。但这一转换并不是无意义的，因为游侠在一定程度上与君主对立，要让他们折节为皇帝卖命非常困难，而为国捐躯则符合游侠的公义原则，更有集体荣誉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游侠的尊严。虽然实质几乎一样，但后者更容易为游侠接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在道德伦理上逐渐消解了君主与国家的差异，游侠也逐渐认可帝王是国家的代表，把自己纳入君主体制。同时侠的色彩也逐渐淡化，其身份亦渐渐消融于“学成文武艺，报效帝王家”的普通士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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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篇》还改换和升华了英雄主义的内涵，用抵抗外族侵略的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取代了游侠以往推崇的私斗中“为死不顾世”的轻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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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游侠理论用新的内容取代了原来游侠理想中的不合理部分，增强了认识上的同一性，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它同时也舍弃了其中的合理部分，消解了人们对正义、公理问题的独立思考，大大削弱了人格的独立性，加强了奴性。这种理论是否由曹植提出，难以查考，但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创作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理论，却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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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篇》把游侠精神往御边上引导，又可看作是边塞诗的先导，后世诗作往往截取御边一节，就成了比较纯粹的边塞诗。自南朝齐孔稚圭诗起，游侠诗中游侠的影子几乎脱尽。孔诗绝大部分为御边战争的描写，主人公“少年”已脱尽侠气，以“健”为特征，以扬名天下为自己的追求（“四海谁不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