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山水田园诗的生态取向

扬之水

这种达到了“至和”、“大和”之境的理想人格本体为魏晋名士所推崇，也成为名士们所追求的人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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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倾向上说，嵇康、阮籍的人格修养论与庄子之学关系最为密切，都以探讨和构建自然性情的理想人格本体为学理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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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构精神生态实践中，名士们啸傲山林的率性自然最为真切地展示出了他们生存审美的实践，显现出对自然生态的审美自觉。具体表现在日常的行为风范上显现出了不以物累、任性无为的自然之性特征。其表现形态有二端：一则讲求自然性情的抒发，彰显人性的本真。二则魏晋名士们都视世俗礼教为“自然”的对立面，表现出对现实礼教的反叛和蔑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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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情”，即以追求顺性至和的理想人格本体作为最核心的哲学论题，具有显著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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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山水的人文化与山水田园诗人的人格认同及自然生态审美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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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名士在走向山水田园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对自然山水田园的体悟、评价和表现使其自然属性得到不断挖掘和价值提升，山水田园的人格化、人情化的人文特征进一步得到彰显，文人的自我人格在与自然山水田园审美价值的对应互证互展中实现物我融合与共振，自然本性与自我人格得到认同和实现，人与自然山水田园已经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主体对自然生态的审美也已达到了自觉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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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山水本身聚集了无所不在的“道”，山水中包含了玄理，山水本身就是“道”的体现，游玩山水便是以有“形”之举动去感悟无形之“道”。因而山水处于一种很特殊的地位，被赋予了浓重的人文精神色彩而在魏晋士大夫精神生活中起着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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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魏晋玄学（包括佛学）对自然山水认知的深化、认知思维模式的定型和产生的广泛性影响，其对人与自然融合的生态规范作用也显现出来。山水田园也从初期的外在独立的存在客体发展为与人类主体具有特定审美关系以及承载不同文化意义的物质性对象，自然不仅诗意化，而且也人格化、人性化了。诗人主体的自然生活与自然山水田园本身在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同时，也自觉把个性人格和理念形态赋予了山水田园，因而自然山水之美与诗人的理想人格之间便具有了相关的内在联系，文人也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然山水，对于客观外在景物都抱着一种亲切弥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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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之美与家乡山水之美相得益彰，人格之所以美，缘于其与山水之美相类，能在自然山水中自由展现自我人格，而自我主体也能在“游目骋怀”的赏悟自然山水中化入宇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实现对“道”的观照中生成最高的生态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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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审美的玄远情怀趋于物化，并与山水自然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共振，心物交感，使物入我，使我入物。物的尺度也即生态的尺度得到充分体现，完成了两者潜能的对应性自由实现。陶诗所体现出的自然生态审美自觉以及所达到的物我和谐境界无疑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生态取向开启了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