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及诗学

扬之水

首先，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的时代风貌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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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朝的诗歌创作风貌，不同时段虽有差别和演变，但一以贯之的倾向是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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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下文人集团的几种新的创作倾向，其中有"贵游风气"和"群体性"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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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逞才游艺与诗歌表现技巧的进步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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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诗歌表现趣味之走向，与当时文人的风习及其创作情境关系最为直接。邺下文人集团的"贵游风气"，使其时诗人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广阔的现实社会人生，他们的创作题材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斗鸡走马、宴饮游乐以及日常生活的琐细事物(动物、植物、珍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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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的群体创作活动，而且往往是高位者喜好倡导、往往在某种限定(如同题)作诗的情境下的群体创作活动，其结果必然是"激发了个人的表现才华欲望，激励他们切磋琢磨、精心创作、一逞文思的积极性"。同时，题材的琐细和无关痛痒，也使此类诗歌"主要以描写精细巧妙见长，逞词使才的色彩很重，甚至令人感到文士们撰写这些作品，是在互相比赛技巧和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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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才游艺的诗歌创作，其社会性价值固然不是很大，但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而言，它对诗歌表现技巧的提高和进步，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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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逞才游艺与古典诗歌基本特质的形成。古典诗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表现方式和规则，使用典事和讲究声律是其中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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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魏邺下诗人开始，诗歌中有意识地运用典故和声律的情形渐次多起来，到齐梁时更加显著。由此形成了古典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则，因之也就成为古典诗歌的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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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逞才游艺与论文叙笔的文学观念之关系。其次，逞才游艺与重娱乐、尚轻艳文学(诗学)思潮的关系。重娱乐、尚轻艳，是南朝文学思想的主潮，也是其时诗歌创作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