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

扬之水

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有自己的显著特征，其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最终结论不是人的知识、理性，恰恰是人情，原始儒家在思考社会与人生时，总是以“情”作为思考的起点和最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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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总是把“情”作为其学说的起点，同时又把“性”作为“情”的内在依据，所以，性与情的关系就被视为一种密切相关的概念。    魏晋名士继承了先秦儒学，在有关人格依据的探讨中，肯定了“情性”是一切人的根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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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的性情学说也体现出儒道兼综的特色，他们认为“真情”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这样他们通过引进道家自然的学说，从而使先秦儒家性情学说进一步演变成魏晋的性情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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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人生不仅需要现实起点，而且还需要确立终极目的；不仅仅应确立人的内在依据，而且需要确立一个超越的依托，这样才能为理想人格及其人生境界建立起形而上的终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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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所以主张以性统情的“性其情”的观点，是因为此“性命”是自然本性，它与“天道”的自然本性在本质上是融通的。在郭象这里，“性”不仅是“情”合理性的内在依据，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天地万物所必须顺应的“自然之理”，其实均来自于它的“自然之性”。这样，“性”与“天道”是一体贯通的。魏晋名士将人性的内涵、特质设定为一种“自然”的特性，又把自然之性归结为天道自然，从而使人性与天道之间得以贯通，但这种贯通是建立在儒家以情为依据的名教与道家以天道为依据的自然之性相结合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