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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酸满纸不荒唐
——读诗人聂绀弩“劳作诗”
聂绀弩，出生于1903年，新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湖北京山人。他的诗作新奇而不失韵味、幽默而满含辛酸，被称作“独具一格的散宜生体”。1986年病逝于北京。
诗人聂绀弩是周恩来的学生，曾与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康泽同学；他曾与毛泽东彻夜谈诗论文。胡乔木称他的旧体诗“是中国诗坛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然而，在诗人八十四年的人生道路中，却经历过十年坐牢，十年病废，或异国逃亡，或绝塞流放。十年浩劫中甚至还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到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当作国民党县团级人员被“释放”出来。回来后，才知道他唯一的爱女在他出狱一个月前自杀身亡。老年丧女，何其悲也。
处于这种心情，我渐渐走入诗人聂绀弩的精神世界。尤其他的一组劳作诗，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这是写在北大荒农场搓草绳时的情形，苦难中亦可见生活的情趣。“苏武牧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这是写在农场放牛，寥寥数字，便将古今两千年的个人不幸，溶为一体。写自己厕所淘粪，“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一个垂垂老者的凄凉处境昭然笔下，泪中带笑。写他去大田拾穗，“一丘田有几遗穗，五斗米须几折腰。”真实地反映出当年劳动队的生活艰辛。除此之外，诗人还能发常人所不能发，只是将惯用的成语稍加改动一两个字，便能成为涉音成趣、寓意深长的名句，创造出不少反其意而用之的奇绝妙句，足能达到以他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意境。 如，“酒逢知己千杯少，泪倩封神三眼流。”做人能多出一只眼来流泪，其中的沉郁悲凉，便可想而知了！又如，“曾经沧海难为泪，便到长城岂是家。”作者的人生忧患、颠沛流离之苦，都在泪眼相看之中了；乡关何在，归程何处，谁又知家在何方？还有，“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心死，是人生至哀；心不死，才会有希冀期盼。如果真的心如止水了，诗人聂绀弩是决不会写出这么多至今还被人传诵不衰的奇思妙句的！
“何处有苗无有草，每回锄草总伤苗。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诗人初到农场，让拿惯了纸笔的手来荷锄铲草岂不“赶鸭子上架”，其中些许无奈跃然纸上。但诗人能很快调整心态，适应环境。劳作即诗，诗即劳作。二者融会贯通，相得益彰。譬如《担水》：“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汲前古镜人留影，行后征鸿爪印泥。”诗人趔趄挑水的滑稽相呼之欲出。再如《地里烧开水》：“搜来残雪和泥棒，碰到柴湿用口吹。风里敞锅冰未化，烟中老眼泪先垂。”无须解释，那挥泪吹火形象仿佛出现眼前，其辛苦不言而喻。也许“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许诗人聂绀弩时常通过这些话来鞭策自己，让自己时时警觉，使其性格逐渐坚定而变得坚强起来。
诗人因有诗心才会激情四射，才会在寂寞中以苦为乐。不是吗？诗人聂绀弩拾到野鸭蛋就会想到“明日壶觞端午酒”；诗人看到麦垛，就会想到“散兵线上黄金满，金字塔边赤日辉。天下人民无冻馁，吾侪手足任胼胝。”诗人清厕，就会想到“手散黄金成粪土，天将大任予曹刘”；诗人脱坯，就会想到“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万方俯首归行列，广厦萦心定作为。”诗人虽满腹才华，到此只能清厕除草，脱坯放牛，呵呵，放就放吧，眼看着“老牛舐犊犊呼母，春水黏天天在池”便惊叹不已。此时，老牛舐着犊子，犊子发出呼唤牛妈妈的声音。一池碧绿的春水黏连着蓝天，蓝天倒映在碧绿的水池。一动一静，有声有色地绘出草原的风光。如此美景，使诗人暂忘忧戚。即使“马上当能得天下，牛行只合会亲家”，诗人也愿“一鞭在手矜天下，万物归心吻地皮。”这是何等的襟怀？
劳作给诗人带来慰藉，使诗人在和自然的亲近中释烦忘忧，诗人对自然也当然要多一份体贴，对于自然所受到的伤害也就分外敏感。也许基于此，诗人聂绀弩在日常劳作汲取诗情的过程中，最深刻地体现了“草根性”。如果我们同意说诗词创造就是一个从有限到无限的过程，诗词是人类自我拯救的手段的话，那么，我想说，最彻底然而又是最容易被人所无视的拯救不是托身于彼岸的玄想，不是如鲁迅所论及的将自己交付给“天外”，而就是从自身所处的最日常的当下生活之中来汲取诗情。是啊，能称得上“风景”的不仅仅是美丽的春天，不仅仅是鲜艳的花朵，还有辛勤劳作的工人、农民们。
在汗流浃背的劳动中读出诗情，我认为这是诗人聂绀弩创作的一个突破。这不仅和他对自然的咏叹一道，撑开了他自己的诗词世界，使其既能保持一份超越和空灵，又不至于凌空蹈虚而将根深误扎于此，同时也为如何描写工人劳动、如何描述日常生活等提供了新的思路。现在有很多描写受到生活重压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的作品，每每流于控诉。我自己对于这些和劳动者、和普通小人物站在一起的作品是充满敬意的，但又隐约觉得仅仅控诉似乎不够，因为这些控诉往往流于只是希望自己变成被控诉者的样子，或者说，是按照被控诉者的价值研判来衡量生活的。那么，我们能不能从劳动者、从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新的价值标准，包括对于美，对于幸福的新的理解呢？我想在读了诗人聂绀弩的劳作诗之后，这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还有人以为他是“名士派作风”。在现代中国，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诗人聂绀弩庶几近之。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
文史学家程千帆这样评价聂诗，说它是“诗国里的教外别传”，是“敢于将人参肉桂、牛溲马勃一锅煮，初读使人感到滑稽，再读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可谓是揭示了聂诗的特点。像以上作者在文革中遭受批判所写下的自身遭遇，“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曾引发多少过来人的悲凉回忆。
“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诗云：
诗情难向梦中圆，戎马半生苦未甘。
言论自由囹圄陷，面容憔悴爱心煎。
脱坯一块文公赏，伐木多棵炉火燃。
抛却忧戚还是苦，文章成也败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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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7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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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7 22:31
发表于 2015-9-23 1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