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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沼中的跋涉 南朝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运转关的重要时期，以追求新变为价值标准和突出风气，新题材、新形式、新风格不断出现，在并不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一切符合当时审美观念的对象，都被搜索来写入文学作品，尤其是山水自然、女性以及男女之情更得到了集中表现，对于艺术形式的追求达到了极致，诗歌经历了正始的强烈、陶诗的平和又趋向绮丽。随着对语言修辞研究成果的运用，不仅诗歌越来越注重技巧，文的骈偶化倾向也明显起来，四六骈文，盛行一时。 一、谢灵运与山水诗 中国诗歌在《诗经》《楚辞》时代就出现了山水景物，但往往是比兴手法的媒介或生活衬景、抒情的工具，还不是独立的审美对象。魏晋时的游仙诗写到了山水，玄言诗借山水体悟玄理，都为山水诗的诞生提供了丰实的艺术经验。魏晋以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使得士人不得不选择清高的避世方式，隐逸之风大盛。晋宋时代，江南经济发展，士族地主阶层物质生活优越，在秀美的自然之间过着登临山水的悠闲生活，山水审美意识不断浓厚起来，与此相呼应的是山水绘画理论也应用而生。 谢灵运致力于山水诗的创作，完成了山水诗从玄言诗的脱胎转变，是开创古典诗歌中山水一派的代表。谢灵运出生于士族大家，才学出众，本颇有政治抱负，却卷入权力之争，终死于非命。谢家资产丰厚，因此，谢灵运无论是出仕还是隐居都有条件游历览胜。他吟诗记述，每有新诗，总能远近闻名，引人争相模仿。谢灵运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由于当时崇尚绮丽文风，陶渊明只被看作是隐逸诗人，因此对南北朝乃至唐代诗歌的实际影响，明显不及谢灵运，而若论诗歌的艺术境界，谢灵运则未有陶渊明的高度。魏晋诗上承汉代，这之前中国诗歌总体古朴，手法以写意为主，陶渊明是古朴最高境界的最后体现者。在陶渊明那里，无意见山，而自然景物往往内化为他的性情与人格；在谢灵运那里，有意寻景，山水于他则显得外在客观。陶诗无意模山范水，常常淡淡几笔白描，就浑然天成，物我合一，呈 现出自然美态；而谢诗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过分追求新奇的语言技巧，不免有雕琢生涩之弊，往往难以到达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也算得上是新鲜又精致的佳句，但若就全篇来看还是差些精神，南北朝诗歌因追求声色往往被后人诟病为“有句无篇”，谢灵运就是典型。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则是一代新变的首创者。数十年后，对山水诗有所继承的是谢眺，后人将他与谢灵运合称“大小谢”。谢眺在诗的新天地里初试锋芒并有所成就，他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已近唐人风韵。 二、鲍照与七言诗 鲍照出生寒微，人生欲望却很强烈，左思也有叹门阀不平之句，但终归隐。鲍照不同，生于贫贱不安于贫贱，羡慕富贵又鄙视富贵，他的抗争与奋斗历程代表了那个时期另一类才俊的遭遇，具有广阔的社会面。鲍照诗、赋、骈文皆不乏名篇，其成就主要在诗歌，他创造了七言诗为主的乐府歌行体，变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使诗歌节奏产生了新变化，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是曹丕创七言以来到唐代七言成熟之间的最大贡献者。他的五言古体《拟行路难》表现怀才不遇、磊落不平之气，慷慨悲郁；《代出自蓟北门行》，是当时十分少见的边塞题材，格调昂扬，铿锵豪迈，有飞动之势，无板滞之感。杜甫《春日忆李白》里有“俊逸鲍参军”之句，就是赞扬李白有鲍照的不群浪漫诗风。 三、齐梁诗人与永明诗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讲究声律之美，但有一个由自然声律到人为总结、规定并运用于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古代诗分古体诗与今体诗，后者生发于南朝成熟于唐代。南朝已有了新体诗，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特点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可见，新体诗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在这之前诗赋创作并非不讲究声律，但讲的是自然声律，而且往往与音乐伴随，直到五言古诗成熟，才逐步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为“不被管弦”的徒歌。脱离了对乐律的依附，诗歌就必然要创造自己的声律。周顒发现了四声，即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同样是声韵学家的沈约将这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了文学创造中， 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为“八病”，这种依“四声八病”创作的新体诗形成于南朝齐永明间，故称永明体。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古典诗歌由古体诗向格律诗的转变，经过沈约、谢眺、王融等诗人的不断探索，新体诗较古体诗显得更加工巧华美、严整精练。声律首先在五言诗创作中运用，大致到陈代，五律就基本成熟了，七言的律化主要在唐代完成。由于“声病”的限制和对形式的过分追求，诗歌创作未免产生流弊，但对声律的自觉运用毕竟是一大进步，没有永明体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探求，就不会有唐代诗歌的繁荣。 四、萧氏文学集团与宫体诗 梁代延续齐，出现不少文学新现象，是南朝文学的鼎盛时期，而说起宫体诗似乎总会让人想到陈后主、《玉树后庭花》、六朝宫女的靡靡之音，的确，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声不大好。“宫体”中的“宫”指太子东宫，萧纲为太子时，围绕他形成了影响极为广泛的文学集团，他们的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尤其是对女性容貌、举止、情态及生活环境进行描摹的诗，被称为宫体诗。宫体诗源于南朝民歌中的艳情诗，风格柔弱，伤于轻艳，内容上对女性加以审美观照，是当时新变意识的产物，扩大了诗歌的审美表现范围，形式上对永明体进行了进一步的艺术探索，对诗歌发展有一定贡献。中国古代儒家文学观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与道德功用，以萧纲的特殊身份应该自觉维护传统道德，而他却倡导对女性及宫闱生活进行描摹，所以从唐代起，宫体诗一直受到世人的严厉批评。 五、庚信与南文北渐 庾信的人生经历在南北朝时期十分特殊。前期仕梁，是梁朝文学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创作不外乎宫体。42 岁出使西魏，正值梁亡，从此流寓北方，由南入北后，饱尝故国之思，一改绮靡精巧诗风为苍劲悲凉，杜甫称“庾信文章更老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在梁朝积累了丰厚的文化经验，在北又经历了沉重的人生苦难，使得庾信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四库全书总目》），也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这也昭示了南北文风的交融，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拟咏怀诗》27首，表现乡关之思、故国之恨，有骈文名作《哀江南赋》。 六、江南歌女与北方汉子的对歌 尽管门阀士族垄断了文化，但在民间，从来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断人们对生活的歌唱。倒是由于南北政权长期对峙，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环境、民族风尚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南朝、北朝的民歌呈现出迥异的风情与格调。 南朝民歌大致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映吴楚风情的情歌，基本上是属于城市中的歌，由歌女与中下层文人创作并传唱。南朝民歌与多方面反映现实的汉乐府民歌不同，大多表现男女情爱，大多以女性的口吻唱出，风格清丽柔弱、哀怨缠绵，这与江南优美的自然环境、充裕的经济条件以及统治者的爱好倡导有直接的关系。南朝民歌从市井进入宫廷，其艳情风格对宫体诗产生的影响相当深刻。抒情长诗《西洲曲》代表南朝民歌最高成就。 如果说北朝文人创作不及南朝的话，那么北朝的民歌则可以和南朝民歌分庭抗礼。北朝民歌质朴粗犷，豪迈雄壮，这完全是地理环境、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影响所致。北方没有南方繁密的植物，曲折的水网，景观缺乏细部变化，单调之中却显示出严峻、崇高、阔大的表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不大会注意细微的东西，目光总是被引向高远之处，心胸也随之扩展，性格也变得豪迈粗犷。北朝多为游牧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或敌手的严酷斗争中，形成了彪悍的体魄与尚武的精神。比之南朝城市中的温柔的风情小调，北朝民歌是大自然中歌，在蓝天白云大草原的广阔空间弥漫成深沉、辽远、悠长的韵致，现代北方蒙古长调民歌大致可见其刚健深沉、清朗爽直的特征。北朝民歌流传数量不多，但内容却较为广泛，《木兰诗》是其杰出的代表作，与《孔雀东南飞》合称民歌“双璧”。 纵观魏晋六朝诗歌，诗人可谓前赴仆后继，作诗可谓呕心沥血，但若置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史中看，这个时期很显然缺乏顶天立地的领袖人物和元气淋漓的佳作。陶渊明成就虽高，却不在当时的主流之中。为什么这么长的时期这么多的诗人却只能摘句不能寻篇？是动荡不安的政局造成的？还是天下割据天地狭小所致？抑或是天下名士多殇于青壮年？这些似乎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六朝诗歌会陷于低谷。其实艺术就是艺术，诗歌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意蕴。刘熙载《艺概》中认为，诗由“无法”到“有法”再到“无法”，所谓“无法之法，大法也”，即诗由“自然状态”到“自由状态”，必将经历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诗经》与汉乐府是民间歌谣，是诗的自然境界，“楚辞”是天才的表达，属艺术领域的个案，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对文学孜孜不倦地追求的自觉阶段，诗歌的创作技巧自然会被提到极高的位置，那种雕章琢句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诗的自然美，但却是一种必要的修炼，当技巧被锤炼到炉火纯青成为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时，诗便穿越了黑洞进入了一个光明自由的境界。六朝人注定了要做艰难跋涉的先驱者，而让唐人尽占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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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13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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