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歌新论

扬之水

汉魏六朝诗歌新论

提到坐标，一般指的是数学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又是一个时空概念，指事物在时空中的位置。汉魏六朝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位置，是继承《诗经》《楚辞》后古代诗歌的第三次繁荣。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既有来自民间的乐府诗，也有文人创作的五言、七言诗；既有来自南方清丽婉约的诗歌，也有来自北方的铿锵之声。

王恒展，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研究》。近日，王恒展做客山东省图书馆大众讲坛，对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盛况作出精彩讲解。

汉代诗歌尽皆叙事

在中国诗歌史上，两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诗国，在任何年代，诗歌都是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文体。但汉代诗篇数量特别少，整个两汉的诗歌被《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只有314篇。此外，中国的诗歌，尤其是古代诗歌，以抒情诗和写景诗见长，叙事诗相对较少。而汉代流传下来的诗歌几乎全是叙事诗，而且用现代的叙事学理论去分析，其水平也是极高的。

在两汉乐府诗中，主人公往往在最有戏剧化的一个节点出现，《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汉乐府诗中，叙事者的态度也非常克制，譬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自尽，本是件悲痛的事，但作者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先把这个裙子揽起来，然后把绣花裙脱下来，纵身跃进了清水池，把悲痛的事情转化成了从容的动作。最后，特定场面里，人物的情绪十分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蔡琰的《悲愤诗》，蔡琰被胡人掳去、好不容易有了回家的机会，但同时面临母子的生离死别，孩子直接责问她“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人物情绪十分饱满。

两汉诗歌的代表当然就是汉乐府。乐府是古代掌管音乐的政府机关，从民间采乐的传统古已有之，先秦的著作中就提到，农闲时节，会有专门的人敲着梆子，去收集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民歌多缘事而发，从劳动者的生活中生长出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两汉多叙事诗的由来。从现在仅存的两汉乐府诗歌来看，内容上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体现社会矛盾，控诉战争、社会动乱，如“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再者就是妇女问题，又要讲到非常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夫妻本情深，却在种种因素逼迫下，两两自尽，酿成悲剧；此外，还有一些描写生活情趣的诗，如同样为大家熟知的《江南》，采莲时看到水中鱼儿来回穿梭，在这样一种十分简单的美中体会到生活的情趣。

在汉乐府之外，还有一组文人诗在文学史上影响极大，那就是最早收录在《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现在的研究认为，《古诗十九首》应该是下层文人所作，他们想出人头地，却困于门阀制度，故多生出伤时感事的慨叹，像“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或出游在外，被迫与心上人分离，孕育出不少动人的思妇游子诗。《古诗十九首》在艺术成就上可圈可点，最难得的一点就是自然圆融，诗人自然地讲心中之话，没有丝毫人工雕琢的痕迹，这对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似将渊明比孔明

从时段和风格上划分，魏晋时期的诗歌可以分为建安诗歌、正始诗歌和太康诗歌。

提起建安诗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三曹”“建安七子”。在曹操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动乱，如《蒿里行》中提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也可见他个人的雄心壮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的诗是典型的政治家的诗，而曹丕和曹植则带有文人风格，至于“建安七子”，虽风格殊异，但基本都有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

到了正始诗歌，时兴魏晋风度，文人沉迷于吃药、喝酒和谈玄，儒释道各家思想争锋，社会上有一种谈论玄理的风气，诗歌中也多多少少沾染了这样的气息。这时最有名的当数“竹林七贤”，而“七贤”里最有名的是阮籍。阮籍在诗歌史上最重要的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开了文人抒情诗的先河，其风格常被人形容为“阮旨遥深”，有典型的玄言诗风格。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共同创造了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坛兴盛景象，“三张”指张载、张协、张亢；“二陆”指陆机和陆云；“两潘”指潘岳和潘尼；“一左”指左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奇才左思。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价左思：“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他所作的《三都赋》使得“洛阳纸贵”，成为一时美名。

陶渊明与谢灵运则是由晋入宋的代表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将陶渊明比作诸葛亮，有言“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陶渊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田园诗，他的田园诗意境开阔，景物繁多，平淡自然，善于提纯情景，常用白描式的手法来对现实生活描摹，如《归田园居》讲的是诗人在尘网中待了三十年，重新回到故园的开阔心境。在他的影响下，孟浩然、白居易、苏轼，甚至辛弃疾都写过田园诗。

谢灵运是谢玄的后代，其诗与颜延之齐名，并称“颜谢”，是第一位全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入宋以后，谢灵运颇为失意，放浪山水，他的山水诗多是做永嘉太守时所写。谢灵运诗歌的特点是以富丽精工的语言描摹自然山水。他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极具代表性，将早晚景色勾勒得栩栩如生，仍有玄言诗的色彩，但已经“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鲍照庾信”赞李白

南北朝时期，诗歌有了新变化，出现了永明体和宫体诗。永明体有严格的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南朝文学家沈约首先提出了八病之说，八病指的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周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声说，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平、上、去、入。后世称永明体为新体诗，篇幅简短，句式整齐，讲究音律对偶，并将这种讲究音律对偶的诗歌称为新体诗运动。到了唐代，新体诗运动蓬勃发展。

魏晋南北朝对唐诗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宫体诗。由于宫廷生活的局限性，无法欣赏到秀美壮阔的田园山水，梁陈时代许多诗人只能写宫体诗，而且因为宫体诗内容的局限性，他们只能在格律上下功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朝亡国之君陈后主陈叔宝所作的《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此诗的主旨非常简单，赞美的是嫔妃的容貌姿色，却反映了皇帝的昏庸生活，后人称之为亡国之音。

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共留下八百多首，多写男女之情，语出天然，喜用双关、隐语和对答，与现在南方客家诗相仿。客家民歌中有言：“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这里“梨”和“离”就是双关之语。南朝的《子夜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颇大，有阴柔之美。而北朝乐府民歌就少多了，其中最重要的两首，一是《木兰辞》，二是《敕勒川》，多展现北方民族的阳刚之美，写壮丽的山川，彰显了北方人的尚武精神。

七言诗可分为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汉魏六朝时流行的是七言古诗，最早的一篇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的《四愁诗》。此诗分为四章，以“我所思兮在太山”“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所思兮在汉阳”“我所思兮在雁门”，巧妙地描写了东、南、西、北的风光。

鲍照的《梅花落·中庭多杂树》中写：“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拟行路难》中写：“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富有阳刚之气。杜甫用“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来形容李白的诗歌，可见鲍照与庾信之文学成就。到了唐代，李白、杜甫令七言诗迎来了真正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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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体现社会矛盾，控诉战争、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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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己亥杂诗》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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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宝《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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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共留下八百多首，多写男女之情，语出天然，喜用双关、隐语和对答，与现在南方客家诗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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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梅花落·中庭多杂树》
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
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
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拟行路难》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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