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论印诗初探

扬之水

元代论印诗初探

文/蔡显良

     关键词：元代    论印诗    发展

    一、元代论印诗的发展条件与主要特点

    元代论印诗发展的条件，既有篆刻自身迅速发展的原因，也有文学诗歌与书画艺术发展的推动：

    其二，宋末元初开始，篆刻家的身份得到越来越多的文人的确认，由于不断有文人加入篆刻队伍，使篆刻的地位越来越高，终于在元代后期被公认为一种艺术形式，跻身于艺术行列，与诗、书、画共同成为古代文人创作与欣赏的对象。之所以这样立论，一是因为元代后期出现了著名的篆刻家，如朱珪；二是文人不但与篆刻家交游，而且不断赋诗歌咏赞誉；三是论印诗在大量出现的同时，技巧与内涵越来越成熟，大量借鉴论书诗、题画诗的技巧与意象，使篆刻题材在被文人接纳为一种创作主题后，便没有走多少弯路，论印诗迅速得到成熟。  

    其四，元代中期，社会逐渐稳定，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是崇尚“雅正”。所谓“雅正”，有两层内涵：一是诗风以温柔敦厚为皈依，二是题材以歌咏升平为主导。“雅正”的观念在当时得到许多诗人的认同，诗坛上最流行的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和赠答酬唱、题咏书画的题材。正是元代中期诗坛流行的这种“雅正”诗风，使诗人题咏书画题材的诗歌大量出现，尤其是题画诗更是枝繁叶茂、极度繁盛。元人的题画诗极多，如虞集的《道园学古录》诗660余首，题画诗170左右；揭傒斯诗近300首，题画诗达70余首。而篆刻这一虽古老却新兴繁荣的艺术样式自然也水涨船高，被文人纳入歌咏的视野。

    元代论印诗的特点比较鲜明，主要特色有：

    第二，元代论印诗的风格特征与审美特点也符合元诗的时代特色。宋诗是在唐诗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便是其特色。然至南宋晚期议论过尽，疏率逞才，生硬拗折，用典板滞。元诗为救宋诗末流之弊，走的则是由宋返唐的路子，宗唐尚古成为元诗的审美取向。因此，元代论印诗虑周藻密，婉转流逸，讲究蕴藉含蓄，意深韵远。不过，由于大量借鉴论书诗的技法技巧，因此在元代论印诗中还时有议论之句，显然残留有宋代论书诗的影子。如郭翼《陆定之印为陆仲安赋》一诗的最后两句，显然即是一种议论式的感叹：“勖哉玩物古有言，愿子文章照前烈。”

    二、元代论印诗发展概况

    由于元代国运短祚，所以将现有的这些论印诗作者具体地分散到元代的早中晚期是令人挠头的一件事，只能大概地划分一下。元代初期目前只发现吾丘衍存有论印诗三首。尽管如此之少，但由于吾丘衍在元代乃至整个印章艺术史上的特殊身份，所以不但有价值，而且价值连城。其《赠刻图书钱拱之男钱瓛二绝句》云：“唐人小印网蛛丝，汉篆阴文古且奇。”这种重视汉印、崇尚古法的审美观显然是其《三十五举》中印论思想的极佳反映，与赵孟頫一起高举起崇尚汉印的印章审美观的大纛，为后世的文人篆刻艺术开辟了一条辉煌的大道，影响波及元明清三代的流派篆刻史，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篆刻艺术创作。而他另外一首诗《赠刊生林玉》中的诗句“能于笔意见纤毫”，提倡要在方寸之地的笔画之上见到笔意，更是此前印章史所无的一种戛戛独造，而后世朱简的“笔意表现论”和邓石如的“印从书出论”无疑也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了。

    张雨《赠朱伯盛诗》云：“知君用意出雕虫，自较明窗小篆工。争铸方铜刻私印，姓名仅了百年中。”其中透露的信息是元人争相刻印，风气十分兴盛。李祁《云阳集》卷九《题张天举图书卷》云：“禾川张天举，书生也，攻篆刻印章，位置风格率不失古意，一时士大夫多爱用之。”可见在文人及篆刻家的带动之下，元代的印章艺术又翻开新的一页，成为印章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元代篆刻风气的兴盛，与元代印章审美观念的改变应当有最直接的关系。原被视为雕虫小技、工匠之技的印章创作，在宋末元初就已经在观念上逐渐得到改变。

    元代后期元代论印诗最为集中、发展最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印章历史上论印诗大盛的第一个时期。因为此前的历史时期并未发现有集中而且较大数量的论印诗出现，因此论印诗的发展在元后期达到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此期共搜得论印诗25首，其中显现两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除了作者群体增多之外，出现了诗作较多的几个人，比如顾阿瑛有六首，倪瓒有五首，王逢有四首；二是出现一个集中歌咏著名篆刻家朱珪的热潮，有十余首诗歌是赞颂朱珪篆刻的。千万不要小瞧这一热闹现象，这一方面说明元代后期篆刻艺术已经完成了从实用进化到欣赏这一层面的蜕变，已经真正成长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艺术门类，登堂入室，成为与书画等艺术门类等同看待的艺术样式；另一方面说明了刻印工匠身份的进一步确认，文人们已经将其当作艺术家来看待，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而且出现了著名的篆刻家，可以让无数文人甚至是当时最有名望的文人陆居仁、钱惟善等为其写赞诗，可见此时篆刻家的身份已经非比寻常，这同时也可以使文人从事篆刻获得堂而皇之的理由，不再因为身份问题而再将篆刻视为雕虫小技。这使得明清时期文人参与篆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而导致篆刻流派的不断衍生和繁荣发展，写下中国篆刻史的辉煌篇章。刘仁本《挽徐伯敬》诗云：“南州高士有徐君，艺苑才华蚤岁闻。天上玉楼谁作记，人间铁笔更同文。”这几句诗生动地说明了上述观点，篆刻已经成为一门艺术，所以刘仁本才将“善镌刻”的徐伯敬所擅长的领域称为“艺苑”，而“人间铁笔更同文”即说明篆刻的地位在文人的眼中已经与“千古事”的文章等同了。以篆刻知名并常得到文人吟咏赞誉的篆刻家在当时并非朱珪一人，陈基《夷白斋稿》卷十六《赠卢仲章诗序》云：“天台卢仲章，以能刻金石为印章知名士大夫间。士大夫之乐道仲章者，咸贶之以诗。”可见文人对于印章艺术已经是需求若渴，对于擅刻印之人，常常不吝赞美之词。

    朱生心似铁，篆势艺弥精。应手多盘折，纤毫不重轻。么么形独辨，蜗匾势初呈。汉印规模得，秦碑出入明。风流金石在，润色简书并。余刃庖丁解，风斤郢匠成。达观应自我，赏鉴足平生。趣刻无多诉，因君托姓名。

    三、汉印审美观是元代论印诗中一个恒常的审美母题

    “汉篆阴文古且奇”，自从元初吾丘衍在其《赠刻图书钱拱之男钱瓛二绝句》中高举崇尚汉印、尊奉古法的大旗之后，元代中后期的论印诗皆标举这一思想，可见这一思想已经深得文人击赏，渗入人们审美思想的深处，成为篆刻艺术遵循的一大法则。下面列举一些，从中可以窥见崇古尚汉这一思想在元代印章审美领域已经占据核心位置：

    吴莱《卫将军歌闻有得汉卫青玉印者赋之》：“荆玉寸方温且腴，古文缪篆姓名俱。”

    郭翼《陆定之印为陆仲安赋》：“陆家汉印吁亦绝，金窠籀文盘屈铁。”

    邾经《赠朱伯盛诗》：“朱君手持方寸铁，橅印能工汉篆文。”

    王逢《孟郡王印歌有引》：“手持古印不敢释，却立载拜征诗篇。”

    元代论印诗在关于印章审美概念与美学范畴方面，开了后世论印诗的先河，由于借鉴了论书诗的技法与审美，所以其中的提法与阐释，均相当成熟与老到，在审美内涵上既符合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意义规范，又将篆刻这一新兴艺术种类的欣赏与审美，提高到一个与诗书画相同地位的高层次与高水准。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元代论印诗居功至伟，为后世论印诗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另文深入探讨，这里先行罗列一些例证，以资参考。

    五、元代论印诗的价值与意义

    其次，元代论印诗中蕴藉的印论思想体现了元代印章领域的时代审美趣味，尤其是元代后期论印诗中大量借用论书诗、题画诗中早已经成熟的审美概念与美学内涵，使得论印诗迅速成熟起来，成为元代印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第四，元代论印诗中借鉴论书诗使用的审美概念与词汇、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与观念，均为后世论印诗提供了学习的范例。

    顺便说一下，篆刻一词用于印章领域并当做一种艺术来看待，目前来看至少在元代中期之前就已经出现，比如柳道传《题有源图卷后》：“摹印书兼篆刻工”，吴全节《获玉印》：“瑶瑛篆刻镇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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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论印诗发展的条件，既有篆刻自身迅速发展的原因，也有文学诗歌与书画艺术发展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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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雅正”，有两层内涵：一是诗风以温柔敦厚为皈依，二是题材以歌咏升平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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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论印诗的风格特征与审美特点也符合元诗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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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论印诗虑周藻密，婉转流逸，讲究蕴藉含蓄，意深韵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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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雨《赠朱伯盛诗》
知君用意出雕虫，自较明窗小篆工。
争铸方铜刻私印，姓名仅了百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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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篆刻风气的兴盛，与元代印章审美观念的改变应当有最直接的关系。原被视为雕虫小技、工匠之技的印章创作，在宋末元初就已经在观念上逐渐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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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仁本《挽徐伯敬》
南州高士有徐君，艺苑才华蚤岁闻。
天上玉楼谁作记，人间铁笔更同文。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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