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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追和次韵虞集的诗学史意义 作者/罗 鹭 摘要：翁方纲受王士禛《古诗选》的影响，重视虞集七言古诗和题画诗，推崇《题柯敬仲画》“句句是三昧”。在乾隆二十九年至嘉庆十年的四十余年中，翁方纲追和次韵虞集《题柯敬仲画》诗多达七次，称得上是虞集的异代知己。翁方纲为虞集整理诗集、编撰年谱，并在《石洲诗话》和《四库提要分纂稿》中，分别站在个人与官方的立场评论虞集，推尊虞集为诗史上可与陆游、元好问比肩的经典作家。翁方纲还大量化用虞集诗句以及其他元诗典故，说明元诗也可以与唐宋诗一样，成为后人师法的典范，为元诗的经典化进程作了有益的探索，具有重大的诗学史意义。 关键词：翁方纲；虞集；追和；次韵；元诗；经典化 中国诗歌史上的《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诗早已实现了高度经典化，不仅有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也有众多知名于世的经典作家。但元诗、明诗、清诗的经典化进程尚未完成，还有待后世读者和研究者进一步发掘其价值。诗盛于唐，宋诗已难以为继，只能另辟蹊径，以宋调抗衡唐音。但相比于宋诗，元诗的境遇岂不是更为尴尬？面对唐、宋诗两座高峰，元代诗人无法另辟蹊径，只能根据自身的审美需求选择了弃宋宗唐。宗唐而无法青出于蓝，跳不出唐诗的圈子。那么，元诗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后世还有读者阅读元诗吗？元诗能够成为诗歌写作的学习对象吗？ 提到元诗，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元诗四大家”，即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但“四大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并不稳固，推崇者如明人木讷，认为“虞杨范揭”可与汉魏六朝的“曹刘陶谢”、唐代的“李杜柳岑”、宋代的“欧苏黄陈”相提并论，足为后学师法；贬损者如清代批评家叶矫然，认为其近体诗一无可取：“虞范杨揭，元号四家。今观其集，篇什格调，如出一手。七言古稍有可观，近体匀软卑凡，了无可取。其云欲矫宋人拘牵之弊，而才具单弱，不敌‘苏欧王黄’远矣。”现代学者又推崇杨维桢、萨都剌等，以取代“四大家”的地位，推举萨都剌为“元诗冠冕”。而虞集作为“四大家”之首，其诗史地位也随着人们对“四大家”的评价变化而升降。 文学经典的形成，完全依赖后世读者的接受与评价。在诗歌接受史上，自元好问提出“诗到苏黄尽”，南宋以后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就被搁置了。明代前、后七子主张“诗必汉魏盛唐”，宋元诗集更是被人们束之高阁。即使像南宋中兴四大家，也只是在所处的时代享有盛名。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四大家之一的尤袤多达五六十卷的诗集早已亡佚，清人辑录其遗稿时只得到47首诗。明末清初，钱谦益作为诗坛领袖，受公安派和程嘉燧影响，重新提倡宋元诗，推动了陆游、元好问诗歌的流行，但元诗的经典化进程仍然非常缓慢。继钱谦益主盟诗坛的王士禛喜爱元诗，但他极力推崇的吴莱只能算是“名家”，无法成为公认的“大家”。直到翁方纲，从理论、批评与创作等方面推崇和师法虞集，才使得虞集成为了公认的元诗经典作家。本文以翁方纲对虞集诗的追和次韵为起点，探诗元诗经典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一、异代知己：翁方纲追和次韵虞集诗考察 乾隆二十八年（1763），翁方纲写有《和虞道园〈丙吉问牛喘图〉》，为追和虞集诗之始。此后，从乾隆二十九年至嘉庆十年，翁方纲在不同的情境下追和次韵虞集《题柯敬仲画》诗多达七次，分别是：乾隆二十九年，作《十一月二十六日雨行遂溪道中，读虞文靖诗，有怀蕴山吉士，兼柬萚石坊长，即用文靖〈题柯敬仲画〉韵》；乾隆三十二年，自认为三年前所和不尽如人意，于是又有《雷州道中读〈道园学古录〉，忆甲申冬曾读于此，用录中韵作诗寄萚石、蕴山，未窥其旨也，爰为改作，时丁亥七月廿四日》；乾隆三十五年，有《冯生执虞文靖诗来问，语多契微，予与粤士论诗，七年所未见也。昔曾读〈学古录〉于此，用韵寄萚石、藴山，今复用其韵以示生，庚寅二月六日合浦道中》；乾隆四十八年秋，与刘墉诵此诗，又欲次韵而未果；乾隆五十一年秋，翁方纲离京前往江西任学政，在道中又作《滦阳道中山行，用道园诗韵兼留别石公、鱼山》；乾隆五十五年春，又有《昔在粤东雷州道中，和道园诗韵寄怀萚石、藴山，又于廉州次韵以示鱼山。癸卯秋，东出关，与石庵诵道园此篇，欲次韵而未果。丙午秋，奉江右之命，滦河道中复次韵，述西江人文之脉，兼怀石庵、石公、鱼山。今三年矣，而石庵视学畿辅、鱼山客游中州、石公下世，淮北道中感而有述，寄怀谷园诸子》；嘉庆八年（1803），有《书〈道园学古录〉卷尾寄松岚》；嘉庆十年（1805），又有《题文与可山水卷》。[9]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一位诗人四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像翁方纲这样反复追和次韵同一首古人诗作的，可谓绝无仅有，何况追和的对象还是一位元代诗人。因此，翁方纲完全可称得上是虞集的异代知己。 《题柯敬仲画》是虞集的一首七古题画诗，考察该诗在清代的流传，可以发现，它与《丙吉问牛喘图》同时被收在王士禛所编《古诗选》中。《古诗选》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五七言古诗选本，于元代诗人仅选录虞集、吴莱二家七言古诗，并附录刘因作品，绝大多数都是题画诗。王士禛对虞集题画诗非常推崇：“《学古录》中歌行佳者，皆题画之作也。”作为王士禛的再传弟子，翁方纲对王士禛诗学进行过深入研究与评论，自然也会关注到《古诗选》所选虞集和吴莱题画诗。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翁方纲提督山东学政，其间因新城学官新刻《古诗平仄论》，翁方纲为了阐扬王士禛言诗大旨，于乾隆五十七年刻成《小石帆亭著录》六卷，其中包括《七言诗三昧举隅》。此集摘录王士禛《古诗选》中的七言歌行14家、26首，以己意加以发明，意在阐扬王士禛神韵之说。以所选元人诗为例，《古诗选》录虞集诗27首、吴莱诗28首，但《七言诗三昧举隅》选虞集诗6首，仅吴莱诗1首，虽然是“举隅”，不能完全以数量评优劣，但至少可以看出翁方纲和王士禛对元诗的偏好与取舍显然不同。翁方纲在吴莱《次韵傅适道虎陂闸舟中》诗后点评说：“渊颖集，渔洋少时所服膺者。取材极博，而肌理稍粗。其雄秀天然处，则亦渔洋所谓三昧者也。”用“肌理稍粗”来评价王士禛最喜爱的元代诗人，表明翁方纲的诗学评价标准与之不同。 针对王士禛所强调的妙悟，翁方纲在虞集《题黄都事仲纲山居溪阁二首》诗后评论说：“夫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要以朴学为归耳，岂仅于羚羊挂角之悟而已？”为了补救“神韵”“妙悟”之虚，就要讲究学问根柢、读书深意，在这方面，虞集《子昂画马》一首可为代表。诗中有“公今骑鲸隘九州，人间空复看骅骝。惟应驭气可相逐，黄竹雪深千万秋”四句，翁方纲认为是化用杜诗“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二句而来，并认为虞集诗的下二句是从上二句翻出，“驭气”承“骑鲸”，“黄竹”承“骅骝”，浑沦为一体，极其高妙。进而评论道：“寻常故实，一入道园手，则深厚无际，盖所关于读书者深矣。南宋已后，程学、苏学，百家融液，而归于静深澄澹者，道园一人而已。”这一观点，根源于翁方纲早年在《石洲诗话》中对虞集的评价：“有宋南渡以后，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入元之代，虽硕儒辈出，而菁华醖酿，合美为难。虞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庐之理学，习朝廷之故事，择文章之雅言，盖自北宋欧、苏以后，老于文学者，定推此一人，不特与一时文士争长也。”翁方纲对虞集的看重，不仅因其文辞，而是因他能合“文”与“学”为一。 同样是读虞集诗，翁方纲与王士禛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康熙八年，王士禛读虞集诗后写有“爱咏君诗当招隐，青山一发是江南”之句，后一句出自虞集《题柯博士画》，也被收录在《古诗选》中，是王士禛所欣赏的诗句。但翁方纲更推崇虞集《题柯敬仲画》：“渔洋读道园诗，但举‘青山一发是江南’一句，尚不若此篇句句是三昧也。”言下之意，《题柯博士画》中只有一句得渔阳三昧，而《题柯敬仲画》则句句是三昧，二诗高下自别。当然，由于《七言诗三昧举隅》的编选宗旨是阐明渔洋诗学，因此，翁方纲也不得不为王士禛回护：“渔洋先生拈取三昧，盖专在王、孟一派，与道园之深诣本不同调。然其录道园诗，则能知道园者矣。即此具见渔洋诗眼之不可及。”也就是说，虽然王士禛所理解的“三昧”与虞集不同调，但《古诗选》中所选录的诗，称得上是虞集的知己。然而，只有经过翁方纲的阐释，加上“深诣”“质实”等层面的理解后，才能真正得到三昧的诗学真谛。既然翁方纲对虞集《题柯敬仲画》推崇备至，他在一生的不同阶段反复追和次韵此诗，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私言与公言的统一：翁方纲对虞集的推崇与认同 考察翁方纲的诗学历程，可以发现他于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提督广东学政时撰写的《石洲诗话》就对虞集推崇备至：“自北宋欧、苏以后，老于文学者，定推此一人。”他认为虞集诗歌的妙处在于醖藉与含蓄：“道园兼有六朝人醖藉，而全于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而且，虞集擅长诸体：“虞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荆公以后，无其匹敌”；“虞伯生《竹枝歌》，不减刘梦得”；“伯生七古，高妙深浑，所不待言。至其五古，于含蓄中吐藻韵，乃王龙标、杜牧之以后所未见也”。在翁方纲看来，虞集是全才，是元诗最杰出的代表，置身于唐宋大家行列也毫无愧色。 乾隆三十八年，翁方纲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主要负责整理各省进呈遗书，并撰写提要初稿（现存982篇），最后由总纂官纪昀等修改定稿，汇成《四库全书总目》。该书以提要的形式对古代学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集部提要则是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料，反映了清代中期的官方学者对历代文学的认识与评价。以元人别集、总集提要为例，《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元人别集205种；而根据《四库提要分纂稿》，现存翁方纲撰写的元人别集提要20种、元诗总集提要4种；姚鼐有元人文集提要5种；邵晋涵有《永乐大典》辑本元人别集提要1种。这些提要初稿与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定稿存在一定差异，如初稿侧重于作家生平、文献内容方面的考证，较少对诗文优劣进行评价，而最后的定稿中文学批评所占比重较多。但《四库全书总目》对虞集的评价与翁方纲分纂的《道园学古录》提要稿差异不大。《四库提要分纂稿》云：“集之诗文为有元一代冠冕，应合《类稿》《遗稿》诸本，校正善本刊之。”虽然《四库全书》馆没能刊刻虞集诗文，只是将《道园学古录》和《道园遗稿》抄录在《四库全书》中，但《四库全书总目》对虞集的定评明显反映了翁方纲的主张：“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此录所收，虽不足尽集之著作，然菁华荟稡，已见大凡。迹其陶铸群材，不减庐陵之在北宋。”将虞集的文学史地位比作北宋的欧阳修，并借助《四库全书总目》的权威性而扩大影响，这不能不归功于翁方纲。从《石洲诗话》到《四库提要分纂稿》，由于翁方纲身份、地位的变化，他对虞集的喜好与推崇，也从一己之私言转变为天下之公言，从个人的诗学趣味转换为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权威话语。 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翁方纲任江西学政，历时三年。因黄庭坚是江西人，虞集也长期寓居江西崇仁县，故取夙昔瓣香黄山谷、虞道园二先生诗之义，在南昌以“谷园”作为斋名，并将这几年的诗结集为《谷园集》七卷。翁方纲在江西与诸生、学友论诗，深入研寻黄庭坚、虞集诗法。“箧里道园山谷法，对床听雨要论诗”，这是翁方纲在江西的诗学活动的真实写照。他有感于韩愈、苏轼诗皆有单行本，因而在南昌使院先行刊刻《山谷诗》任、史三家注本，并于乾隆五十四年撰写《虞文靖公诗集小引》，称自己“幼而嗜读先生之诗，尝手自抄撮，合为十卷”，誊抄待刻。嘉庆十一年（1806）冬，江西诗人曾燠在赏雨茅屋为翁氏刊刻《虞文靖公诗集》。翁方纲在诗集中附录了自编《虞文靖公年谱》，虽然较为简略，但这是历史上最早的虞集年谱，有开创之功；至于他编纂的《虞文靖公诗集》，收诗1120余首，是明清以来经后人整理的唯一的虞集诗单行本，或订字句讹误，或考证史实，或评诗歌得失。其中，如《题楼攻媿织图》云：“方纲按：周文公之雅、颂，惟杜少陵能执笔为之。其有目少陵为乱离之世变风变雅者，非知言之选也。然杜少陵具此能事，而未尝有此篇章也。少陵之后，又更无一人能补此事者，或者惟虞道园足当之矣。”此诗虽是七言绝句，但共计三章，每章四句，其主旨是劝农耕织，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故翁方纲推崇虞集能继杜甫为雅、颂之诗。梁章钜认为此条议论与前述“元诗大家”一条，皆“前无所承，可为道园千载下知己。读虞诗者，当以此意求之”。诚如梁章钜所言，翁方纲确实是虞集的异代知己，这从上文所说翁方纲反复追和次韵虞集诗已得到验证。 翁方纲编选的诗歌总集除《七言诗三昧举隅》推崇虞集外，据梁章钜记载，翁方纲还编选有《志言正集》，也至元好问、虞集而止，不录明代以下诗。对此，梁章钜曾提到翁方纲是着眼于整个诗史源流来加以论定的：“元诗大家，世称虞杨范揭，其实只当以虞道园为大家。或以篇幅稍狭为嫌，则皮相之见也。尝闻之苏斋师云：遗山言‘诗到苏黄尽’，此五字不知出自何时，真诗家大结局也。过此更无可展之才，更无可施之巧矣。放翁、遗山二家，又恰当斯际，此后更当如何？惟一虞道园，上而经述之腴、儒先之绪，下而乐府之韵、书画之神，以及丹经道藏之旨，靡不该焉，则奚必其排比铺陈、舂容乎大篇之羡矣？”从诗歌史的发展来看，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形成可与唐诗并立的审美特质后，后人很难再施展才华，各代只有一二位大家能在诗史上留名。南宋有陆游，金有元好问，元代则不能不首推虞集。蒋寅认为，明清之际诗坛盛行宋元诗，而“钱谦益推崇的宋元诗主要是陆游、元好问一路直承中晚唐而来的清雅诗风，实际上就是宋诗中的唐风。”如果说，在清代诗学史上，钱谦益对陆游、元好问的推崇促进了元、陆诗的经典化，那么，翁方纲无疑是虞集诗经典化的重要推动者。 在翁方纲之后，清代诗学家潘德舆也非常推崇虞集：“人若常常研摩《学古录》，可安步而入老杜之门矣。”又说：“道园诗乍观无可喜，细读之，气苍格迥，真不可及。其妙总由一‘质’字生出。‘质’字之妙，胚胎于汉人，涵泳于老杜，师法最的。故其长篇铺放处，虽时仿东坡，而不似东坡之疏快无余地；老劲斩绝，又似山谷，而黄安排用人力，虞质真近天机，等级亦易明耳。”潘德舆还将虞集与元好问进行比较，并着眼于“质厚”的特点，认为虞集诗高于元好问。民国学者王礼培也说：“伯生独立元代，主持风雅，北宋以后学杜，得其具体。五古能以酝藉储其气韵，七古能以浑融泯其迹象，五律格调深秀，七律构造严整，略同荆公。元运方兴，昭旷淸夷，蔚成一代大观，余子无可倚其门墙者。”等等。由此可见，翁方纲对虞集的推尊，已经获得后世的普遍认同。 三、翁方纲化用虞诗以及元代典故的意义 翁方纲对虞集的推崇，除了通过追和次韵虞集诗，撰写诗话、提要表彰虞集，编纂诗集、年谱、选本扩大虞集诗的影响外，他还在诗歌创作上努力师法虞诗，贯彻“以学为诗”的主张，最显著的就是化用虞集诗歌典故。考察翁方纲的诗歌作品，可发现他经常将虞集诗随手拈来，加以化用。例如，《送严少峰归杭守任》的起句“只今谁是钱塘守”，就是直接借用虞集《题蔡端明、苏东坡墨迹后》诗的首句引起全篇。又如，《望盘山四首》有“路迎日观通丹篆，人忆云州嗅异香”句，前句有翁方纲自注说是“用虞道园与马伯庸诸人联辔出关事”，马伯庸即马祖常，其《石田先生文集》卷五有《至治癸亥八月望同袁伯长、虞伯生过枪竿岭马上联句》，即翁方纲所说“联辔出关事”，该诗有“凝睇见日观，引手探月廓。南下渺尘海，北广络沙漠。金桥群仙游，宝塔百神凿”等句，被翁方纲化用为“路迎日观通丹篆”；后句用的是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云州道中数闻异香》之事。再如，《寄怀菊溪京兆同余山詹事赋》“午忆棠梨树影圆”句自注：“时与余山同课学舍诸生，故用道园怀圭斋事。”圭斋即欧阳玄，字原功，是虞集好友。“棠梨”一事出自虞集《欧阳原功待制入院后，仆以兼领成均，辰酉甚严，绝不得相见。今夜当同宿斋宫，赋此先寄并柬谢敬德修撰》“坐候棠梨过夕晖”句，虞集自注：“成均堂东有棠梨树，日影至则师生始散，二十余年矣。”虞集笔下的“棠梨”是国子监师生的共同记忆，翁方纲此时正在考课学舍诸生，因而巧妙地化用这个典故，增加了诗歌的意蕴。这一典故虽然生僻，但用得精切，毫无生涩之感。 用典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用典的前提是读书多、学问渊博。宋代以后，杜甫提倡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得到广泛认同，宋人以杜甫为师，认为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因而大量用典。但由此衍生的问题是，读什么时代的书？用什么时代的典故？元人赵孟頫就曾主张不能“使唐已下事”，到了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何景明更是极力倡导学诗者不读唐以后书、不用唐以后事，这一说法对后世诗学影响巨大，几乎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普遍认同的原则。究其原因，近体诗产生于唐代，唐诗中运用的典故大多是唐代以前的，后人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对这些典故耳熟能详，反复运用，逐渐为大家广泛接受；而唐代以后的典故较为生僻，知道的人少，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与理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唐以前的常见典故已经成为陈辞滥调时，在诗歌用典方面要想推陈出新，就不得不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式，将关注的目光从唐诗转向宋元诗。 自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康熙年间，人们逐渐打破复古诗学“不读唐以后书”的禁忌，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探讨“用唐以后事”的可能性。针对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的主张，钱谦益批评他的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这等于是讽刺李梦阳既不读唐以后书，也不读唐以前书，可见明人学问之空疏；而朱彝尊则摘录李梦阳诗集中“用唐以后事”的例子，如“江湖陆务观”“司马今年相宋朝”“秦相何缘怨岳飞”等句，认为是“英雄欺人之言”。随着清代学术的发展，人们的知识结构和阅读视野早已不再局限于唐代以前，而是以巨大的热情关注、搜集、整理、阅读和研究唐宋金元时期的典籍。 唐人诗文创作中的用典，离不开《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等类书；受前后七子复古诗学的影响，明代俞安期所编《唐类函》援引唐代类书而不录唐以后故实；但康熙四十九年（1710）御定《渊鉴类函》则完全改变了这种做法，该书虽以《唐类函》为基础，但博采元、明以前文章事迹，尝试着改变人们的用典习惯和限制。《四库全书总目》在撰写该书提要时说：“诗文隶事，在于比例精切，词藻典雅，不必限以时代。汉去战国不远，而词赋多用战国事；六朝去汉不远，而词赋多用汉事；唐去六朝不远，而词赋多用六朝事。今距唐几千年、距宋元亦数百年，而曰‘唐以后事不可用’，岂通论欤？”这就从理论层面为诗歌中运用唐以后典故扫除了障碍。 清代中叶，随着考据学的持续升温，“学人之诗”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学者们在深入研究宋元史事和典籍的同时，也大量拣选其中的诗料加以化用，彻底打破了“不用唐以后事”的诗学禁忌。从诗学的影响力来看，雍乾之际以厉鹗为代表，乾嘉之际以翁方纲为代表。但厉鹗的诗学重心在宋代，编有《宋诗纪事》一百卷，撰有《南宋杂事诗》一百首，以大量使用宋元人说部典故而遭到同时代批评家的非议；翁方纲虽然也被视为宋诗派代表人物，但他的诗学观念较为融通，能够兼取唐宋元各代诗。除了因个人兴趣而广泛化用虞集诗歌作为典故外，翁方纲也是清诗史上运用元代典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诗人。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和《复初斋集外诗》中有大量诗作题咏元代金石碑刻与书画墨迹，这与翁方纲是书法家和金石学家有关。但不同于一般的题画诗，翁方纲在诗中多涉考据，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试举一例，康熙二十一年冬，邓霖以所藏赵孟頫书《天冠山诗》刻于陕西碑林，但翁方纲怀疑是后人伪造，因为文征明跋称天冠山在丹阳郡，而丹阳郡没有此山。经翁方纲考证，天冠山在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丹阳”是元代道士祝玄衍之号，与丹阳郡无关。后来，翁方纲获得赵孟頫、袁桷、虞集、王士熙四人《天冠山诗》真迹，终于证实陕西碑林所刻赵孟頫书为伪造，因为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赵孟頫书法真迹以正锋为主，精腴圆润，而陕西石刻多侧削之笔，虽工整，但不可信。对此考证成果，翁方纲在相关诗作中反复加以述说。如《天冠山歌赠贵溪令郑外峰》“道园松雪俱未到，赵书伪迹讹传讹”、《元四贤天冠山诗墨迹卷》“况我区区辨陕刻，铦锋豪末追便娟”，都是直接“以考据为诗”。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翁方纲任江西学政时，曾实地游览天冠山，结果发现赵孟頫等人并没有到过天冠山，而是对《天冠山图》所作题咏，因而有失实之处。如天冠山之学堂岩，是陆九渊讲学之处，但赵孟頫诗有“仙人非痴人，山中犹读书”句，虞集诗有“翩翩学仙子”句，可见没有亲历此山，而翁方纲的题咏是：“谁谓鹅湖义，支流鹿洞分”，与所咏对象更为贴切，也反映了清人的求实精神。 翁方纲虽然不是元史专家，但从他的诗歌用典来看，他对元代典籍非常熟悉。例如，《元延祐甲寅江西乡试石鼓赋卷》有“祖孙岂独评苏韩”句，《按试抚州，与学官弟子论此郡人文，冀其克绍前贤，以臻实学，用虞道园赠支贤良韵二首》有“韩祖苏孙籀篆前”句，翁方纲自注其出处是元代吴澄的诗句：“韩祖苏孙星北斗，周情孔思日中天”，该诗出自《吴文正集》卷九六《贡院校文用张韵四首》之二，其时吴澄正在江西贡院主考乡试，以《石鼓赋》作为古赋试题，而韩愈和苏轼都有《石鼓歌》，翁方纲之用典可谓恰如其分。又如，翁方纲《钱舜举王会图卷》云：“吉利吉思鲂尾尾，阿塔必节耏毵毵。乞里弯师麝香豹，摹写不尽䝟与甝。”这首诗大量运用蒙元时期的夷语汉译，翁方纲自注：“见元刘郁《西使记》。阿塔必节，元时琉球贡异兽名也。”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吉利吉思”和“乞里弯”也同样费解，需要注释：吉利吉思是蒙古征服的北方民族，活动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流域，其后裔今称柯尔克孜族；乞里弯也见于刘郁《西使记》，即黑契丹国（西辽）。翁方纲在诗中大量堆砌这些陌生的部族和异兽名称，是为了铺叙东南西北万国来朝的“王会图”盛况。 翁方纲大量化用虞集诗以及其他元代诗集、典籍中的典故，充分说明元诗也可以与唐宋诗一样，成为后人师法的典范。从创作的角度来看，翁方纲开拓了诗歌用典的取材范围；从诗歌接受的角度来看，他扩大了元诗对清代诗学的影响力，也对清诗的读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具备丰富的元代历史文化知识。但特定时代的读者群体是可以培养的，当诗坛名宿推崇元诗，环绕在其周边的读者也会随之提升自己的阅读和理解能力。翁方纲曾三次出任地方学政，在任期间与广东、江西、山东学子论诗，凭借个人的影响力推广元诗，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他曾以王士禛唱和元人吴莱《张丽华侍女汲井图》为题考课诸生，其门人陈用光《太乙舟诗集》卷四、顾宗泰《月满楼诗集》卷二、叶绍本《白鹤山房诗钞》卷八都保留有同题诗作。这种诗法传授中的硬性要求，无疑刺激了想要通过翁方纲的荐举而获得上升途径的士子们学习元诗的积极性。上文提到，乾隆三十五年，翁方纲有诗题为《冯生执虞文靖诗来问，语多契微，予与粤士论诗，七年所未见也（下略）》，这里的冯生即冯敏昌（1747—1806），是翁方纲在广东选拔的得意弟子，后中进士、入翰林。冯敏昌向身为广东学政的翁方纲请教虞集诗，固然有投其所好的嫌疑，但客观上也说明翁方纲推广元诗的成功。翁方纲的另一高足谢启昆（1737—1802），是乾嘉之际的著名学者，撰有论诗绝句526首，其中有《论元诗》70首。受翁方纲影响，谢启昆的论诗绝句也是典型的学人之诗，用典非常艰深，且大量化用元人诗句入诗。翁方纲门生满天下，其他门人如法式善、梁章钜等，也都以各种方式传播翁方纲的诗学主张，使得乾嘉时期的元诗阅读与接受活动达到历史的高峰。 结语 作为乾嘉时期重要的学者和诗人，翁方纲受王士禛的影响，非常喜好虞集诗，通过追和次韵、化用典故、撰写诗话、编选诗集、编撰年谱、撰写提要等多种途径加以倡导，推动了虞诗的经典化进程，提升了元诗的地位，这是他对元诗接受与清代诗学的巨大贡献。但近代以后，随着经世思潮与宋诗运动的兴起，元诗接受渐呈衰落的趋势。然而，同光体的代表诗人陈衍编纂了《元诗纪事》，沈曾植则以蒙元史研究专家的身份继续践行“以学为诗”的主张。只不过，不同于翁方纲的是，晚清宋诗派诗人与蒙元史专家对元诗的认识与接受，仅仅停留在用元诗来考订元史，或者以元史作为诗料，而作为文学作品的元诗完全被遮蔽了。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元诗的审美特质接近唐音，与宋调不同，但晚清民国时期在元诗接受方面投入最多的几乎都是宋诗派诗人。汪辟疆先生曾批评清人顾奎光编《元诗选》，“仍求力合唐音以救宋弊，元诗真面已难尽识，此一弊也”，同理可推，宋诗派眼中的元诗，或者宋诗化的元诗，也逐渐失去了元诗的真面目。然而，与元诗的命运不同，宋诗因其“学问化”的特征，受到学者们的力捧，成为可与唐诗双峰并峙的经典化诗歌。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20世纪以后，元曲成为了元代文学的经典，而元诗的经典化之路被人为地中断了。庆幸的是，收录近5000位诗人、132000余首诗的《全元诗》已经出版，元诗的阅读、接受与研究有望走出低谷。因此，深入挖掘翁方纲追和次韵虞集的诗学史意义，重新探索元诗经典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正是后来者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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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8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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