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治年间虞集若干事迹考 作者/翟禹 [摘要]虞集是元代的著名文人,限于史料记载简略、混乱,虞集在至治年间的事迹较为模糊。虞集于延祐末期被元朝政府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官,但旋即返乡丁父忧,经考证推定虞集丁忧起止时间开始于延祐六年(1319)秋七月至九月之间的某段时间,结束于至治元年(1321)秋八月至十二月之间。至治二年(1322)虞集结束丁忧,出游吴中,沿途游庐山白鹤观、杭州报国寺和苏州开元寺,并与文人、佛道名士交游唱和,后在苏州省墓并拜访族亲,并考证了其亲曾祖父应为虞夷简而非刚简,同时还对虞氏家族墓所在地苏州玉遮山、蒸山等问题作了探讨。 [关键词]元朝;虞集;至治年间;士人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邵庵,又号道园,祖籍陵州仁寿县(今四川仁寿县),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定居于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虞集是南宋世家子弟,五世祖虞允文是南宋名臣,曾为丞相。虞集少时随从外祖父杨文仲宦游,后居家苦读,定居于江西崇仁县,拜访并跟从诸多名家学习,三十岁以后,入仕元朝政府,历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奎章阁恃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六十二岁以后隐居。 虞集是元代著名文人,其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号称“元诗四大家”,又与揭傒斯、黄溍、柳贯号称“儒林四杰”。虞集一生经历丰富,游历名山大川,交游广泛,与其往来的名士文人有儒、释、道和元朝各级官吏、显贵等。虞集著述颇丰,《元史·虞集传》称其“平生为文万篇”,现存著作主要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道园类稿》五十卷、《道园遗稿》六卷、《伯生诗续编》三卷、《翰林珠玉》六卷等五种。 学界主要是从文学史视角研究其诗文的艺术价值,还有研究其哲学思想、史学、教育、政治思想等,对于虞集生平事迹的考订,也有一些成果。本文主要是对虞集在至治年间的若干事迹进行考订。延祐六年,虞集的父亲虞汲去世,刚刚被任命为翰林待制、国史院编修官的虞集于当年秋南下返回老家崇仁丁忧,直至至治三年(1323)蒙朝廷复召返回京师继续担任翰林待制等官职。至治年间,虞集主要处在丁忧期,《元史·虞集传》、《虞集行状》、《虞集神道碑》等主要资料对虞集在这段时间的事迹记载均较为模糊,甚至一笔带过。本文主要利用《元史》等正史文献、虞集和其他相关文人的诗文作品以及虞集所游历地方的地方志书等资料,对其至治年间的若干事迹进行考订,以期客观认识虞集其人及交游经历,并有助于对其所处时代有关社会问题的认识。 一、虞集丁忧起止时间及至治元年事迹 延祐六年,由于虞集本身丰富的学养及其在当时文人群体中较高的声望,得到了元仁宗的赏识,故于延祐六年任命虞集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虞集《道园类稿》中有一首名为《送王中夫赴安庆教授》的诗,其序云:“予延祐己未秋南归,安庆城东有张教授,与予同舟。”延祐己未为六年,以此证明虞集应于延祐六年秋南归丁忧。按照规制,古代官员丁忧期间必须要辞去现任官职,故说明自延祐六年秋开始,虞集已不再任翰林院职官,可知虞集担任“翰林待制、国史院编修官”最多仅半年时间。延祐七年(1320)正月,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驾崩,故《元史》称“会晏驾,不及用”,可知虞集被任命新官职以后不久,还未来得及为仁宗所重用,仁宗就已病逝,而虞集也已于此前辞官返乡丁忧。 虞集撰《熊同知墓志铭》云:“(熊昶)改尉崇仁者六年……时予家居者三年,及其闲暇,昶之未尝不从。”崇仁(今江西抚州市崇仁县)为虞集家乡,是其丁忧居家之地,其南归必返回家乡崇仁县。《虞集传》载:“父汲,黄冈尉。宋亡,侨居临川崇仁。”这里临川指的是元代抚州路,唐代时曾为临川郡。至元十四年(1277),升抚州路总管府,下辖五县,其中有临川、崇仁二县,故虞集丁忧期间均在抚州路崇仁县老家。熊昶担任崇仁尉以后,经常去居家闲暇的虞集住处与其研讨礼律之学。按照规制,古人丁忧时间一般自得知父母去世消息那一天开始,时间一般为三年,实际为二十七个月。虞集自称“家居者三年”,恰为丁忧之期。虞集于延祐六年秋从大都南归丁忧,如以“家居者三年”为期,那么至治元年恰好是第三年。秋季一般为七、八、九三个月,延祐六年有一个闰八月,故从七月到九月共计四个月均可称为“延祐六年秋”。如果以实际丁忧期限二十七个月计,从延祐六年秋七月至九月的任何一个月开始算起,那么丁忧结束时间当在至治元年秋八月至十二月之间的某个时间点。 虞集《思学斋记》云:“延祐庚申,予居忧在临川……明年予免丧,省墓吴中。”延祐庚申,即延祐七年,明年即至治元年,虞集自称至治元年免丧符合上述推定,即延祐七年全年均在丁忧期间,至治元年的某一个时间点免丧,故“家居者三年”指的是延祐六年、七年和至治元年,但“三年”为约数,并非整整三年均在丁忧。 至治元年十月,抚州路总管府照磨孔亨来遣使拜访虞集,求为其作《创建奉圣冈先师庙记》,虞集丁忧所在之处崇仁恰为抚州路(临川)治下,由此可知虞集在至治元年十月仍停留在崇仁老家。还有一例,虞集撰《本德斋送别进士周东扬赴零陵县丞诗序》写道:“至治辛酉,富州周君东扬登进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将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实予寓邑也,为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诗凡数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余篇曰《本德斋诗》者,州人之尝从君者所赋也。’属某序之。”周东扬于至治辛酉即至治元年十月将要赴零陵为官,其州人熊昶恰在崇仁县为尉官,虞集称崇仁为“予寓邑也”,因有此地利之便,故熊昶去请虞集为周东扬诗集作序。此外,虞集也为周东扬赴零陵上任作了一首送别诗《送周东扬赴零陵分韵得鸟字》。可知虞集至少在至治元年十月之前均在临川。 综上所述,本文推定虞集丁忧起止时间如下:从延祐六年秋七月至九月的某月开始丁忧,结束于至治元年秋八月至十二月。 此外,《道园类稿》有一篇《南康路白鹿洞书院新田记》,罗鹭先生《虞集年谱》将此文系于至治元年[编年文]栏目下,并称:“此文记南康郡守崔侯之政绩,白鹿洞书院新田一事当在此年之前,且本年集居忧在临川,姑系于此。”虞集在此文中写道:“至治初元之诏,命司臬事者举天下守令之最。”由于此文虽未记载撰写时间,但文中的“至治初元”当是指至治元年,故此文有可能撰于至治元年,《年谱》称“姑系于此”是正确的,但“本年集居忧在临川”是否绝对准确,则需进一步辨明。根据《创建奉圣冈先师庙记》,虞集在至治元年十月尚在临川,那么如果《南康路白鹿洞书院新田记》撰于至治元年,则虞集仍有可能是在临川完成撰写,但仍存在十月以后撰写的可能性,据上文已推定丁忧结束期在至治元年八月至十二月之间。因此,如果撰写《南康路白鹿洞书院新田记》的时间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则虞集就有丁忧结束且已离开临川的可能性。 二、至治二年虞集事迹考 至治二年初,结束丁忧的虞集开始出游,通过其诗文内容能够勾勒出本年大致行迹,本节对其中几个重要事件进行考述。 (一)游览道观佛寺 1、游庐山白鹤观。在目前能够找到的至治二年史料中,虞集自述其行迹的时间最早是本年三月。《南康府志》收录有一篇虞集所撰《白鹤观记》写道:“庐山五老峰前白鹤观者……至治壬戌之三月,予游山至焉。”明人桑乔撰《庐山纪事》在“太平寺白鹤观”条下收录了一首虞集所撰《白鹤观》诗,其序曰:“三月一日,青城山道士虞集伯生同临川江朝宗、鄱阳柴景实、颍川陈升可、彭城张允道游白鹤。”可知,虞集到达庐山并游览白鹤观的时间是至治二年三月一日,且与其同行之人中有一位“临川江朝宗”,此人是否与虞集一同从抚州出发抑或在庐山相见,待考。 虞集在《熊与可墓志铭》中写道:“集再以待制召复入史馆,道过豫章,前先生之卒数月耳。”熊朋来,字与可,豫章(元代龙兴路,今江西南昌)人,卒于至治三年(1323)五月,虞集称道过豫章之时,熊朋来已卒数月。那么,虞集当是至治三年五月之前的“数月”“道过豫章”的。上文已述,虞集于至治二年三月一日游览庐山五老峰前的白鹤观。虞集出游当是从抚州路崇仁县出发,如要至庐山游览,必从抚州路向北经过豫章,即从抚州路临川——龙兴路(豫章)——南康路的庐山,这是一条最为便利的交通路线。因此,虞集“道过豫章”的时间应该在至治二年三月以前,根据现代距离测量,南昌至庐山之间的距离按照一百公里算,如无特殊情况一个月之内定会到达,据此推算虞集大约在至治二年二月左右“道过豫章”。此外,《熊与可墓志铭》中所谓“前先生之卒数月耳”当是泛指,并非接近至治三年五月,罗鹭《虞集年谱》已指出,但考证不详,故本文予以辨明。 2、游杭州报国寺和苏州开元寺。至治二年夏,虞集“过浙江”,他在那里遇到晦机禅师的大弟子“某于报国寺,同礼师山中,从诸门人,知师遗事,如因请为之铭”,即《晦机禅师塔铭》。至治二年夏的大概时间是四月、五月、闰五月和六月,报国寺位于杭州,可知虞集在本年夏季先至杭州,后赴苏州。 《姑苏志》收录有一篇《绿阴堂记》,为虞集应苏州开元寺恩公所请,于元统三年(1335)四月所撰。记文开篇第一句云:“至治壬戌,集始游吴。断江恩公住开元,光公雪窗客予所,同往见焉。”虞集在苏州交游广泛,其出游的开元寺现位于苏州市盘门内东大街。关于开元寺,《姑苏志》云:“开元禅寺,在盘门内。吴孙权母吴夫人舍宅建。或云,权为乳母陈氏建……元至治间,寺毁,僧光雪窗、恩断江重建,又取韦诗‘绿阴生昼寂’之语作绿阴堂,并虞集为文。”此为虞集撰写《绿阴堂记》的缘起。恩断江、光雪窗等人,均与虞集早有交游往来,虞集曾有诗《寄恩断江》、《平江开元雪窗光禅师,访予临川山中。其归也,予与宾客用一雨六月凉,中宵大江满分韵送之,不足,予为继之,而予分得一字》等作品,所记便是与这两人交往的故事。光雪窗禅师陪同虞集来到开元寺,恩断江请虞集为其寺内的绿阴堂作记,但虞集“未几,还禁林”,故当时未完成,未成想此事一拖便是三十年,后终于元统三年完成。那么,导致当时未完成记文的原因是“还禁林”,禁林是翰林院的别称,因此很可能是虞集当时接到了朝廷复召的诏命,甚至见到了拜住派去的使臣,由于即刻需要北上大都复命,故未来得及完成这一《绿阴堂记》。故初步推断,虞集应是在至治二年夏接到朝廷复召命令,返回大都。 (二)苏州省墓并拜访族亲 虞集在苏州游历这一点从其他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欧阳玄所撰《虞集神道碑》记载:“时居忧,方省墓姑苏,遣使求之江西不得,求之蜀又不得,比返命而事变作。”实际上,至治二年虞集出游的主要目的就是赴苏州省墓。 《道园学古录》中有两组诗与其叔父南山翁有关,第一组诗名为《留别叔父南山翁三首》,其二、三写道:“玉遮墓下有诸孙,东望沧波每断魂。泣血三年余喘在,更将衰泪洒荒园”;“族人散处江南郡,不识音容但记名。世泽须令孙子忆,故家今几尚簪缨?”这组诗是与其叔父南山翁离别时所作,诗中所谓“玉遮墓下有诸孙”,指的就是玉遮山下的祖墓,“泣血三年”意即虞集三年丁忧,“衰泪洒荒园”指的是虞集来苏州省墓。这组诗序曰:“先君太史弃诸孤之四年,集来吴门省连州府君之墓,始见叔父南山翁。翁与集同出太师雍国公,盖四从矣。翁曰:后会未可期,幸留数语识歳月。翁方客授外乡,又以推人生祸福以助道,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赋此,以承命云尔。”“先君太史”即指虞集的父亲虞汲,去世于延祐六年,至至治二年恰好为“弃诸孤之四年”,虞集祖父虞㠭曾为“宋奉直大夫、知连州、仁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国朝累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追封雍郡侯”,即此诗序中所称之“连州府君”。可知,虞集来苏州是为省祖父虞㠭之墓。 《姑苏志》对虞氏家族诸墓有记载:“知荣州虞夷简并妻恭人邓氏二墓,在蒸山。子知岳州虞兟及妻令人魏氏祔。自后数世从葬,教谕堪皆在焉。知连州虞㠭墓在遮山。㠭,字成夫,夷简长子,孙集显于元。追封㠭雍郡侯。”此外还将《留别叔父南山翁》诗序抄录于此。可知,虞㠭字成夫,志载其父名“夷简”,即虞集的曾祖父,而《虞集神道碑》、《虞集行状》均载为“刚简”。魏了翁《虞刚简墓志铭》载:虞刚简“男子二人:嘉,迪功郎、监雅州卢山县酒税;奭,未仕。”可见,刚简其子中并未有“㠭”之名者,魏了翁与虞刚简过从甚密,早年曾共同在蜀东门外讲学,其文集《鹤山集》中现存有大量与刚简往来的诗文,以两人的熟悉程度,魏了翁对虞刚简后代必然十分清楚,故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内容可信度极高。铭文又载虞刚简的两位兄弟“知茂州秌、知荣州夷简蚤世,公(刚简)拊育诸孤,丧纪昏嫁,一以身任。”虞集《道园遗稿》有一首诗题曰:“从兄德观父与集同出荣州府君,宋亡,隐居不仕而殁。集来吴门省墓,从外亲临卭韩氏得兄遗迹,有云:‘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不知为谁作也。抚诵不觉流涕,因足成一章,并发其幽潜之意云。”据魏了翁所载可知“荣州府君”指的就是虞夷简,故此推测虞集祖父虞㠭应该是虞夷简之子,因夷简过早去世,其诸子由夷简之兄刚简抚养成人。因历年久远,以致为虞集撰文的欧阳玄和赵汸等人均已不明原委,而与虞刚简为莫逆之交的魏了翁和虞集本人的记述当更为可信。亦由此可见,成书于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文献《姑苏志》所述反较元代即已撰成的《神道碑》、《行状》等更为准确,故《姑苏志》的资料来源当另有他途。当然仍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元代文人在撰写碑铭之时,多有曲笔和谀墓现象。虞夷简诸子由其兄刚简抚养成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相当于过继给刚简,成为虞集的“法定”曾祖父,那么后人在为虞集撰写碑铭和行状之时,便以其为标准世系,故在《神道碑》和《行状》中只提刚简而略去夷简,此虽不一定是如“曲笔”、“谀墓”等刻意为之之举,但在分析和解读文献时仍应引起注意。 虞夷简墓所在地蒸山,《姑苏志》载:“(玉遮山)东南有贞山,初名蒸山,以其云气如炊也。”(《山》)蒸山,位于今苏州吴中区、虎丘区交界处。虞集省墓诗中所称“玉遮墓下”,意指其祖父虞㠭之墓在玉遮山,即《姑苏志》所载之“遮山”:“玉遮山,在阳山之南,横列如屏,今但呼为遮山,旧志为查山。”玉遮山现名玉屏山,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在玉遮山的周围还有诸多景色秀美的山峰,其东有雅宜山,“本名雅儿,唐青州刺史张济女雅儿葬此,吴语‘儿’为‘倪’,因讹为‘宜’。或云:虞集改今名。傍有小山,曰蒘茹,初名箬如,近时居民掘地得唐元和十九年金氏墓志云:葬于蒘茹山阳,始知其讹。或云:即雅宜山。” 倪瓒撰有两首描述雅宜山的七言绝句,其序曰:“雅宜山旧名娜如山,盖虞道园所更,然未若娜如之名近古也。施君宜之先陇在其处,索余赋诗,因为竹枝歌二首遗之,以复其旧焉。”《姑苏志》亦予以收录,但将“施君……以复其旧焉”一句略为“因为竹枝歌二首”。雅宜山位在玉遮山之东,虞㠭墓又在玉遮山,可见这块作为虞氏家族的墓葬区,虞集对此倾注了较多的精力。从倪瓒诗序与志书所载来看,雅宜山之得名很可能是因位处埋葬有虞氏家族成员的玉遮山附近,而与虞集有关莫大关系。那么,虞集为雅宜山改名之说是否与其祖父之墓有关?雅宜山与娜如山(蒘茹)是否为一山两名还是相傍的两座山?如为同一座山,则可能是虞集将娜如山改为雅宜山;如为相傍的两座山,则可能是虞集将其中一座命名为雅宜山,但这不过是推测,均有待于进一步查找相关资料。 结语 本文通过利用正史、虞集与其他有关文人的文集以及虞集所游历地的地方志等材料,在前人基础上对虞集在延祐末和至治年间有关辞官丁忧、省墓吴中、与文士交游等事迹进行了考订,对其中语焉不详、记载简略之处进行了考证辨析。虞集是元代中后期显赫一时的南方士人代表,在元代政治、文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对其事迹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的认识虞集其人及其所生活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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