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扬之水

“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理论命题之一，其说的提出，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因素，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追寻这些原因和背景，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诗穷而后工”说及其他相关的文学理论和观念，无疑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

“诗穷而后工”说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得很远。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这里虽还只是泛论道德心志，然无疑已启后人发愤著书之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同样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其所以反复发为此论，无疑主要是缘于遭遇李陵之祸、“身毁不用”的严酷现实。所谓发愤著书，是因为不得志，故抒其愤懑，“思垂空文以自见”，即著书以见其志。不过，这里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思想基础，显然是儒家的“三不朽”观念。既然不能立德、立功，退而求其次，立言才成为其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发愤与著书之内容的关系，少有涉及。

到了唐代，韩愈在为裴均、杨凭所作的《荆潭唱和诗序》中论道：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闾里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釐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

这里固然有受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影响的因素，但韩愈所论的角度却有不同。他更多地强调了著书的内容，即“易好”的是“穷苦之言”，而非“欢愉之辞”。不过，之所以“穷苦之言易好”，似乎并非因为发愤，而主要是“韦布里闾憔悴”之士往往能够“专一”于创作的缘故，所以，发为诗歌才能“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即使达官显宦如裴均、杨凭，只要“能存志乎诗书”，也是可以“与韦布闾里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釐分寸”的。至于因穷愁而发愤著书这一面，韩愈仅在《送孟东野序》中有所论述。其文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这里的“物不得其平则鸣”，便有发愤著书的意思。然而，这话说得也很宽泛，凡为外物所动，有所感发，作诗撰文等等，都属于不平之“鸣”。因为“善鸣”者既可以“自鸣其不幸”，也是可以“鸣国家之盛”的。韩愈在送孟郊前往溧阳任职时说这话，自然是劝他的朋友不必以外任县尉为意，谁能说这就一定是坏事、一定不可以“鸣国家之盛”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的，是欧阳修。其《梅圣俞诗集序》曰：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在《梅圣俞墓志铭序》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

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略)余尝论其诗曰：“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之说，到韩愈的志存诗书、搜奇抉怪和不平之鸣的议论，再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无疑更进了一步。因为在欧阳修看来，诗所以能“穷者而后工”，不仅在于穷者能专一于文学创作和搜奇抉怪，更在于其在政治上既然不得志，不免“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于是“兴于怨刺”，“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穷”而专一精思，“穷”而“感激发愤”、“兴于怨刺”，文学创作上才会有成就。这就是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论的内涵。在这里，“诗穷而后工”与“诗可以怨”首次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

欧阳修晚年还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解释。他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仍认为士人之“失志”“穷居隐约”以及其“感激发愤”，是“穷者之言易工”的重要原因。这与他早期的论述大致是一脉相承的。

细加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欧阳修早年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看法，都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其具体指向的，那就是皆为梅尧臣而发。我们再看他的几首赠梅尧臣的诗，就更明白了：

文辞愈清新，心意虽老大。(略)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略)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略)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号霜。霜寒入毛骨，清响哀愈长。玉山禾难熟，终岁苦饥肠。(《读圣俞蟠桃诗寄子美》)

凌晨有客至自西，为问诗老来何稽。京师车马曜朝日，何用扰扰随轮蹄。面颜憔悴暗尘土，文字光彩垂虹霓。空肠时如秋蚓叫，苦调或作寒蝉嘶。语言虽巧身事拙，捷径耻蹈行非迷。(《寄圣俞》)

君老忘卑穷，文字或缀缉。(略)谁云已老矣，意气何嶪岌。惜哉方壮时，千里足常馽。(《别后奉寄圣俞二十五兄》)

一方面以孟郊比梅尧臣，极言其“穷”，并对其有志而不得伸展的遭遇深致慨叹；另一方面则极力称赏其作诗能“披霜掇孤英，泣古吊荒冢。琅玕叩金石，清响听生悚”。“穷”似乎与梅尧臣这位被宋人誉为本朝诗开山祖师的人物，有着难解之缘。

二

梅尧臣一生仕宦不显。他年轻时曾多次应进士试，均不中，26岁左右，以叔父梅询门荫补太庙斋郎，任桐城县主簿。其后辗转于河南、河阳主簿，建德、襄城知县，监湖州盐税，签书许州、陈州判官。直到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梅尧臣方被召试学士院，赐同进士出身，改太常博士，次年监永济仓。嘉祐元年(1056)，翰林学士赵 与欧阳修等荐其补国子直讲，嘉祐五年迁尚书都官员外郎，同年卒。

对梅尧臣长期困于州县的原因，欧阳修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个寻绎的线索。庆历元年(1041)，梅尧臣将赴湖州监盐税，欧阳修置酒相送，并作《圣俞会饮》诗，诗中说道：“吾交豪俊天下选，谁得众美如君兼。(略)关西幕府不能辟，陇山败将死可惭。嗟余身贱不敢荐，四十白发犹青衫。”何以“关西幕府不能辟”？又何以“嗟余身贱不敢荐”？当我们对庆历及其前后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对发生在统治阶层内部的那场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庆历党争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梅尧臣在庆历党争中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属于新、旧任何一派，这种依违于新、旧两党之间的尴尬状态，最终决定了他穷困不遇的命运。

庆历前后，分别以范仲淹和吕夷简为首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其实质是变革图新、强邦固本与宽忍优容、因循守旧这两种不同的政风、士风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当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面临社会、阶级和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局面，亟欲起而兴利除弊、缓和内外矛盾的时候，他们首先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并非来自某一个人的反对，而是这种因循保守的政风和士风。

在范仲淹、吕夷简等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面化的时候，梅尧臣不过是一知县，且远在建德，他并未也不可能直接参与到这一冲突中去。然而，早在梅尧臣任河南主簿之时，即与欧阳修、富弼、范仲淹、尹洙等人多有交往，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和诗友，梅尧臣在政治上是倾向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一边的，只不过这种倾向性主要是通过他的诗赋创作来加以表现的。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谏仁宗废郭皇后被贬睦州，梅尧臣写下了《清池》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书抨击吕夷简而被贬饶州，梅尧臣又写下了《彼鴷吟》、《啄木》和《灵乌赋》等作品，托物比兴，对范寄予同情而对吕则颇为不满。及至庆历革新失败，范仲淹、富弼等相继离京外任，苏舜钦、王益柔等被贬斥，梅尧臣还作有《杂兴》、《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送苏子美》等，对诸人被贬深表同情。因此，梅尧臣在当时之难以为旧派人物所用，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遗憾的是，梅尧臣也并不真正属于以名节志气相尚的新派人物中的一员，他在思想观念上与范仲淹等人有着明显的距离。

梅尧臣的父亲梅让终生未仕，从欧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来看，其思想是近于道家的。梅尧臣当受其一定影响。观其所作《伤白鸡》、《和杨子聪会董尉家》、《灵乌赋》等可证。尤其是《灵乌赋》，除了对范仲淹表示同情之外，又区分贤智，认为乌虽灵而“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鹜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这都与道家“行事尚贤”(《庄子•天道》)和“安时而处顺”(《庄子•养生主》)的观念相近。对梅尧臣的同情和劝慰，范仲淹自然不会不理解，但范与梅在思想上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范仲淹自幼而孤，发愤苦读，服膺儒术，倡为名节，史载“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是符合实际的。范仲淹有和梅尧臣之作《灵乌赋》，其中写道：“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略)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又作《答梅圣俞〈灵乌赋〉诗》曰：“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恤赋灵乌。”其感物之意虽同，然起懦警顽，与原作殊途，殆无可疑。

梅尧臣的叔叔梅询，与梅让不同，是一位有文才辞辩而卞急好进的人物，在宋真宗朝即屡上书言西北边事，宋仁宗时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梅尧臣自12岁时就随侍叔父，后又以梅询之荫出仕，思想亦不免受其影响。梅尧臣也喜欢论兵，并注《孙子兵法》十三篇，即为例证。然而，梅尧臣对《孙子兵法》的爱好，也与范仲淹异趣。其不为范仲淹所取，正如少喜谈兵的张载之不被其所首肯，而要劝其去读《中庸》一样。事实上梅尧臣在注《孙子》中所表现出的才能，也并未得到朝廷的重视，虽然那时正是宋与西夏关系紧张、宋仁宗多次下诏命近臣举方略材武之士和诏许有文武器幹者自陈的时候。

朋党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很普遍而又很复杂的政治现象。在朋党的观念和认识上，梅尧臣与范仲淹等人也有差异。首先，范仲淹认为，倡为名节，以道义相许，以国事相合，是与结党营私之行为，并无相似之处的，不应称为朋党。即使像欧阳修这位曾写过《朋党论》，力辨君子、小人之党的革新派人物，实际上也很不愿意被人指为朋党。康定元年(1040)，时任陕西安抚副使的范仲淹，欲聘欧阳修任节度掌书记，欧阳修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就是避朋党之名。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道：“亲老，求官南方，此理当然。安抚见辟不行，非惟奉亲避嫌而已。从军常事，何害奉亲？朋党，盖当世俗见指，吾徒宁有党耶？直以见召掌笺奏，遂不去矣。”便道出了欧阳修真实的心理。当然，范仲淹等人既为崇尚名节、期冀革新的新风气中人物，思想政治观念较为一致，处事又较少避讳，因而在行迹上也就不免会授人以朋党的口实。对此，范仲淹与欧阳修一样，都不得不以君子、小人之党为辨。范仲淹曾为宋仁宗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其实这些话都是在被目为朋党的不得已的情况下说的。

梅尧臣也认为友朋相交应以道义为重，但同时他又很反对“河滨捧土人，海畔逐臭夫”之类“同趣即尔徒”的做法(27)。他认为“同趣”与“同道”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同趣”未必“同道”，而“同道”不必“同趣”，也就是“同道”不妨异论、异趣。梅尧臣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是早年在西京洛阳就结识的朋友，但对他们在政治上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统一的步调，却大有看法。梅尧臣在《灵乌赋》中虽对范仲淹表示支持和同情，但在赋的结尾却说：“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是已对欧阳修、尹洙、余靖诸人过激的行为不以为然。在《灵乌后赋》中，他更批评灵乌“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犹秦汉之豪侠，远己不称，昵己则誉”。直到晚年，梅尧臣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在《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中，他说：“鄙性实朴钝，曾非傲公卿。昔随众人往，或值谤议腾。曰我非亲旧，曰我非门生。又固非贤豪，安得知尔名？是时闻此言，舌直目且瞠。俄然我有答，贤相持权衡。喜士同周公，其德莫与京。”始终认为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对自己的被排斥怀抱怨愤。从中可见梅尧臣与范仲淹等人分歧的产生，主要地并非因为某一具体人事，而在于二者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梅尧臣既然在思想观念上与范仲淹等人有分歧，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迟早会表面化。宝元二年(1039)三月，宋与西夏关系紧张，范仲淹以韩琦荐知永兴军，未至改陕西都转运使，七月又除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上任后陆续荐用欧阳修(未应聘)、张方平、滕宗谅、许渤等人，却不肯用曾注过《孙子》、又十分渴望从军边塞的梅尧臣(此即欧阳修所谓“关西幕府不能辟”)，尽管欧阳修在《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中也曾委婉地暗示，希望他能用一些像梅尧臣那样“慷慨自重”的士人。于是，梅尧臣对范仲淹的不满更明显了。从其陆续所写的《桓妒妻》、《醉中留别永叔子履》等诗中，我们可很容易地看出这一点。

总之，梅尧臣既不满意吕夷简等旧派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范仲淹等新风气中人物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有分歧，这种处于新旧两党夹缝之间的尴尬位置，决定了他既不能为旧派所用，也难以为新派所接纳，其穷困不遇，实在是势所必然的。

梅尧臣的穷困不遇既然主要是北宋党争影响的结果，欧阳修诗穷而后工之论又专为梅尧臣而发，则此论的提出，无疑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

三

“诗穷而后工”论自欧阳修明确提出来以后，便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确定下来，往后就是如何为人们所接受的问题了。

首先是对欧阳修的“梅尧臣论”的接受。比如王安石就在《哭梅圣俞》诗中对欧阳修的看法作了呼应：

真人当天施再流，笃生梅公应时求。颂歌文武功业优，经奇纬丽散九州。众皆少锐老则不，公独辛苦不能休。惜无采者人名遒。贵人怜公青两眸，吹嘘可使高岑楼。坐令隐约不见收，空能乞钱助饋馏，疑此有物司诸幽。栖栖孔孟葬鲁邹，后始卓荦称轲丘。圣贤与命相楯矛，势欲强达诚无由。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厄以身投，坎轲坐老当谁尤。吁嗟岂即非善谋，虎豹虽死皮终留。

既称其诗，复怜其穷而叹其命，显然受到欧阳修看法的影响。再像陈师道，他很喜欢梅尧臣的诗，论梅尧臣大致也赞同欧阳修的看法：“欧阳永叔谓梅圣俞曰：‘世谓诗能穷人，非诗之穷，穷则工也。’圣俞以诗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后人，可谓穷矣。”至清初，宋荦为重刻的《宛陵集》作序，对欧阳修的看法似乎又有进一步的理解。序曰：

宋梅圣俞先生工于诗，(略)世欲知先生之诗，读欧阳公之文而可知也已。虽然，欧公谓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则学者不能无疑焉。《诗》三百篇，如武王、周公、成王、宣王、召康穆公、尹吉甫、卫武公之伦，其所赋诗皆目为古穷人之辞可乎？非穷人也，而遂疑其诗有未工也而可乎？且“康哉”之歌，载于《虞书》，舜、皋陶岂穷而工者，乃曰“愈穷则愈工”。世之学者求其说而不得，必且以《采薇》、《天保》、《清庙》、《閟宫》之作，谓反不如《桑柔》、《菀柳》、《北门》、《中谷》之感愤而悲凉，是欧公斯言滋之惑矣。何也？先生既系官于朝而为尚书都官员外郎，则非沈沦氓庶也。史称西南夷布弓衣皆织其诗，名重于时如此，岂穷哉？然则，欧公奚以云？盖尝闻诸孔子曰：“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凡位不配德，任不展才，是皆所为不得志而穷焉者之事也。故欧公曰：“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而追商周之作者，岂不伟与。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也。”观于是而欧公之言明，先生之意得矣。

对“穷”的含义理解更为通达。然而，无论是王安石、陈师道还是宋荦，当其讨论梅尧臣的“穷”和“诗穷而后工”的命题时，都已有意无意地离开了欧阳修发为此论的特定背景和原因。

离开了问题讨论的具体背景，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成了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批评，也成了劝慰政治上不得意之人的常用的措辞。比如王安石以诗答陆经，有谓：“高位纷纷谁得志，穷途往往始能文。”苏轼赠诗释仲殊，有曰：“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又曰：“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37)后来贺铸也说：“诗岂穷人穷者工，斯言闻诸六一翁。”诸人所论虽也都有各自特定的原因，然审视问题的角度，无疑都与欧阳修相同，承继了欧阳修的看法，以后大致也不例外，此无需赘述。

离开了问题讨论的具体条件和背景，也就会有人不赞同诗穷而后工之说。如，南宋周必大即以宋祁为例提出了这一问题。其《跋宋景文公墨迹》曰：“柳子厚作司马、刺史，词章殆极其妙，后世益信穷人诗乃工之说。常山景文公出藩入从，终身荣路，而述怀感事之作径逼子厚。赠杨凭等诗，自非机杼既殊，经纬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穷论也。”葛胜仲亦举陈与义为例，以为此说不可据。清人袁枚承前人之说在《高文良公〈味和堂诗〉序》中写道：“诗始于皋、夔，继以周、召，而大畅于尹吉甫、鲁奚斯诸人。此数人者，皆诗之至工者也，然而皆显者也。自君子道消，乃有《考槃》、《衡门》诸作，毋乃穷而后工之说，其亦衰世之言乎？”从世道盛衰立论，认为诗穷而后工说并不周全。钱大昕《李南涧诗集序》亦云：“韩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则鸣。’吾谓鸣者，出于天性之自然。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鸣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鸟何不平于春，虫何不平于秋，世之悻悻然怒、戚戚然忧者，未必其能鸣也。欧阳子之言曰：‘诗非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吾谓诗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卫武公，皆未尝穷；晋之陶渊明穷矣，而诗不常自言其穷，乃其所以愈工也。若乃前导八驺，而称放废；家累巨万，而叹窭贫，舍己之富贵不言，翻托于穷者之词，无论不工，虽工奚益！”则对韩愈和欧阳修的观点都不赞成，而以为诗乃出于天性自然，志趣所之，不得不发为工。离开了讨论的特定背景和语境，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清初的吴兆骞还曾以自己的不幸遭遇为例，反对诗穷而后工说。其论曰：“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穷而后工，仆谓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穷也。彼所谓穷，特假借为辞，如孟襄阳之不遇、杜少陵之播迁已尔；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儋耳已尔；至若蔡中郎髡钳朔塞，李供奉长流夜郎，此又古人困厄之尤者。然以仆视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九州之内之人以自比附，愈疏阔矣。同在覆载之中，而邈焉如隔夜泉，未知古人年此当复云何。以此知文莫工于古人，而穷莫甚于仆；惟其工，故不穷而能言穷，故当工而不能工也。万里冰天，极目惨沮，无舆图记载以发其怀，无花鸟亭榭以寄其兴，直以幽忧惋郁无可告语，退托笔墨以自陈写，然迁谪日久，失其天性，虽积有篇什，亦已潦倒溃乱，不知其所云矣。《诗》曰：‘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夫知其当已而不能自已于吟者，此仆此日之心也。”这些话当可以理解，因为吴兆骞曾以顺治十四年科场案被谴戍漠北宁古塔二十三年，其内心的愤懑哀苦可想而知。这是一个特例。然而他在这里也说出了另一个道理，即穷困不遇也应有限度，否则穷而且贫，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渊明所以能作诗是因为他还有酒喝，假如他真得饿昏了，恐怕也无此雅兴的。

诗是如此，或以为词则不然。比如朱彝尊《紫云词序》曰：“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从词的音乐属性来看，自有其道理。不过，同样有不同的意见。像吴锡麒就说：“昔欧阳公序圣俞诗，谓穷而后工，而吾谓唯词尤甚。盖其萧寥孤奇之旨，幽夐独造之音，必与尘事罕交，冷趣相洽，而后托么弦而徐引，激寒吹以自鸣，天籁一通，奇弄乃发。若夫大酒肥鱼之社，眼花耳热之娱，又岂能习其铿锵，谐诸节奏？”这可以说是诗穷而后工说在词学中的运用。

穷达与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与工拙究竟有无必然的联系？怨愤讥刺、悲愁凄婉的作品是否一定比歌功颂德之作更易于成功？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在我们今天看来，逆境往往可以使作者更为客观地面对现实，更真实地反映现实和抒写自己的心灵，更专力于诗文的创作，因而往往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是，在穷达与工拙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决定作品的好坏和工拙的，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穷达与工拙的联系既非一端，就又有跳出穷达与诗文工拙的关系来立论的。如张耒就不同意“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词”的做法，他认为：“古之所谓儒者，不主于学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谓其能穷苦而深刻也。发大议，定大策，开人之所难惑，内足以正君，外可以训民，使于四方，邻国寝谋；言于军旅，敌人听命，则古者臧文仲、叔向、子产、晏婴、令尹子文之徒，实以是为文，后世取法焉。其于文也，云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间者实赖之，是故系万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语默。嗟夫！天地发生，雷雨时行，子独不闻之，而从草根之虫，危枝之翼，鸣呼以相求，子亦穷矣。”不以文人自命，也不赞成一味作穷人之词，可谓议论正大。然离开我们的论题已较远了。

坎坷兴怨，发愤著书，穷而后工；然或出于同情，或聊以自慰，或借他人之酒自浇块垒，遂又有“诗穷而后工”的逆命题：“人以诗而穷”。如苏轼即谓：

贵贱寿夭，天也。贤者必贵，仁者必寿，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适与天相值实难，譬如匠庆之山而得成鐻，岂可常也哉。因其适相值，而责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于文人，其穷也固宜。劳心以耗神，盛气以忤物，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鲜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难，而人又自贼如此，虽欲不困，得乎？

这里无疑有为朋友鸣不平的缘故，然兼融儒道，识见较为通达，自可见苏轼思想的本色。

受苏轼的影响，其弟子也多持此说。如晁补之认为：“文学，古人之余事，不足以发身。(略)其用以发身，亦不足言，至于诗，又文学之余事。始汉苏、李流离异域困穷仳别之辞，魏晋益竞，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资，而经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笔致公相，兵家斗士亦以方略膂力专斧钺，诗如李白杜甫，于唐用人安危成败之际，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称诗人少达而多穷。”诗文不足以发身，其实也就是人以诗而穷的意思。后来贺铸云：“端惭少作老更拙，不废汝诗吾固穷。”“诗解穷人未必工，苦调酸声效梁父。”(，朱熹亦云：“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略)近报又已去国，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其意皆同。至于明人王世贞承前人之说，衍为“文章九命”，更是把诗能穷人的看法夸张到了极点，未免偏颇。

“诗能穷人”也有其反命题，即“诗能达人”。例如，陈师道在《王平甫文集后序》中，由梅尧臣论及王安国，发了如下一番议论：

王平甫，临川人也。年过四十始名，荐书群下士，历年未几，复解章绂归田里，其穷甚矣！而文义蔚然，又能于诗，惟其穷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谓人穷而后工也。虽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实者不华，渊者不陆。物之不全，物之理也。尽天下之美，则于贵富不得兼而有也。诗之穷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时，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积而不发，其号位、势力不足动人，而人闻其声，家有其书，旁行于一时，而下达于千世，虽其怨敌不敢议也。则诗能达人矣，未见其穷也。夫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

陈师道并不反对诗穷而后工，也不反对诗能穷人，然换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角度思考，此时之穷，又何尝不是彼时之达，故谓诗亦能达人。这固然是旷达之论，然个中的哀怨无奈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意思的是，受中国古代士人的影响，诗穷而后工说在域外也颇为诗人们所关注。例如朝鲜士人就对此进行过争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尚能注意到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有为而发的，然而他们又多不赞同诗穷而后工说。因为在他们看来，欧阳修之说既是有激而云，则无论是“穷者而后工”还是其逆命题“诗能穷人”等，就都不够妥当。如车天辂认为，诗之“工拙，才也；穷达，命也。才者在我，而工拙之分天也；命之在天，而穷达之数，夫岂人力也哉？”所以，“工者自工，拙者自拙，穷者自穷，达者自达”。李德寿也认为“诗之工不工，系乎才，不系乎位，岂必穷之尽才，而通之尽不才乎？”故“非天之穷其诗也，穷其才也；非穷乎古也，穷乎今也”。与中国古代士人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诗的工拙更多的是与人的才能大小密切相关的，而穷达则无与于诗。至于金锡胄、张维等人以为，文章既为不朽之盛事，那么达者之达，不过“达于一时，其穷也穷于万世；此之穷，穷于一时，其达也达于万世”。“若其所传乎远者，怨仇不敢议其短，君相不能夺其誉，掩之而愈彰，磨之而益光，残膏剩馥，足以沾丐百代。”则又与陈师道一致了。

总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某种文学理论和观点的提出，当然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但往往也有其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背景。离开了这些条件和背景，恐怕我们不但不易理解某种理论提出的真正原因，也难以完全把握它的内涵。“诗穷而后工”说适为其一例而已。

扬之水

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思想基础，显然是儒家的“三不朽”观念。既然不能立德、立功，退而求其次，立言才成为其所追求的目标。

扬之水

圣俞会饮
吾交豪俊天下选，谁得众美如君兼。
关西幕府不能辟，陇山败将死可惭。
嗟余身贱不敢荐，四十白发犹青衫。

扬之水

梅尧臣在庆历党争中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属于新、旧任何一派，这种依违于新、旧两党之间的尴尬状态，最终决定了他穷困不遇的命运。

扬之水

梅尧臣在政治上是倾向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一边的，只不过这种倾向性主要是通过他的诗赋创作来加以表现的。

扬之水

梅尧臣也并不真正属于以名节志气相尚的新派人物中的一员，他在思想观念上与范仲淹等人有着明显的距离。

扬之水

答梅圣俞〈灵乌赋〉诗
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
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恤赋灵乌。

扬之水

梅尧臣也认为友朋相交应以道义为重，但同时他又很反对“河滨捧土人，海畔逐臭夫”之类“同趣即尔徒”的做法

扬之水

他认为“同趣”与“同道”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同趣”未必“同道”，而“同道”不必“同趣”，也就是“同道”不妨异论、异趣。

扬之水

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
鄙性实朴钝，曾非傲公卿。
昔随众人往，或值谤议腾。
曰我非亲旧，曰我非门生。
又固非贤豪，安得知尔名？
是时闻此言，舌直目且瞠。
俄然我有答，贤相持权衡。
喜士同周公，其德莫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