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宋文化的特质及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扬之水

梁宋文化的特质及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摘要〕梁宋文化具备富丽、任侠、狂放的特质，有一种阔大殷盛的气象；梁园彬彬之盛的流风深为唐代士子钦慕；杜甫的部分诗歌创作具有某种狂放之美，与其所受到的梁宋文化影响有某种潜隐的关系。

    〔关键词〕梁宋  漫游 狂放

    “梁宋”是唐代士子常选的漫游地之一。从长安经洛阳到汴州一线是唐代时期全国的一级漫游地，“梁宋”正属于这条线的东端。学界对杜甫与高适、李白诸人“梁宋游”的本事考辨已经较多，如孙钦善、耿元瑞、王增文等先生的研究，基本澄清了相关事实。刘德杰还总结了梁园文化特征。但梁宋文化的特征及梁宋游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却鲜有人论。

    从地理区划看，“梁宋”指宋州，即今商丘，不含汴州。唐人常用“古大梁”指今开封。杜甫诸人的“梁宋游”实指宋州之游。本文所言“梁宋”也是在唐人的概念基础上来说的。“梁宋”的核心地区今商丘，周曰宋国，汉为梁国，又称睢阳，东晋改为梁郡，隋称宋州，旋复称梁郡。

    梁宋地区至西汉始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系统。司马迁联系地方文化分析经济区域时已将“梁宋”单独拈出。梁宋文化中有先王创业垂统的遗风，尤其梁孝王延揽枚乘等文士，形成梁园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殊为后世士子钦慕。杜甫的“梁宋之游”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梁宋文化的特质

    梁国自汉高祖五年始建至刘武徙封梁王之前，30年间更历三姓四王；至刘武徙封梁王，其家族封王者九代十三王。《水经注·获水》记载：“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斩山作郭，穿石为藏……山上有梁孝王祠。”梁宋文化渐成系统，也主要是在梁孝王时期。其主要特质如下：

    （一）名都大邑的雄壮富丽

    杜甫云：“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遣怀》）。“梁宋”曾为梁孝王刘武的封国，都会雄壮，人物殷盛。司马迁云：“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皆多大县。”（《史记·梁孝王世家》）至梁平王襄时，“削梁八城”，尚余十城，足见梁国之大。今从梁孝王陵墓群发掘出大量随葬物品，西汉梁国王陵群已确证的12座，分布于除芒山主峰以外的各山头，为大型崖墓。梁孝王墓位于保安山南麓，从中出土鎏金铜车马饰件、兵器、玉器、绢等2000余件，其中以铜质物品为多。足见梁国何等豪奢。

    梁尤以富庶闻名。《水经注·睢水》载：“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为梁王，太后之爱子、景帝宠弟也。是以警卫貂侍，饰同天子，藏珍积宝，多拟京师。”“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观、台苑、屏榭，势并皇居。”梁孝王刘武亲贵无极，为文帝次子，与景帝同母。又在抗击吴楚齐赵七国之乱时立下大功，守卫睢阳，吴楚不能越睢阳而西，并由此获得大量赏赐和特权，积累了巨额财富。杜甫也描写了“梁宋”的繁华富庶：“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遣怀》）可见，大都会涵育出了阔大、壮美、繁荣的地域文化。

    “梁宋”不但是大都会，而且还具备重要的战略位置，唐代时期是遮蔽江淮的军事要隘。“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资治通鉴》载张巡、许远谋曰：“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张巡守卫睢阳，使得“安史乱军”不能“搏食东南”，“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

    （二）延揽贤士的幕府风习

    西汉时期纵横家的流风仍然扇播遐迩。司马迁叙七国之乱云：“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史记·韩长孺列传》），还用描写战国纵横家的话语。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桀”，类同战国养士，当时“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史记·梁孝王世家》），有些士人如公孙诡，还携有奇邪之术。战国时期士人售卖其说，唐代士人售卖其人。《水经注·睢水》言梁孝王“招延豪杰”，“士咸归之，长卿之徒，免官来游。”战国和唐代两个时期的士子均不尚谦卑，他们都持开放性的心态，注重个人表现，有纵横家之风。在士人眼中，梁孝王的功烈、富有、高贵，得天子隆礼亲爱，这些都令士子艳羡，代表了个体自尊和价值实现的极限。梁孝王所养策士后来在助其脱祸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总的来说，梁孝王虽然“负爱矜功”，但“籓屏京师”，“能拒吴楚”，这些品格使得梁孝王成了后代士子能够接受乃至追慕的对象。

    唐代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等人尝开府建节，士人入幕成风。杜甫曾投诗赠哥舒翰，其诗云：“新兼节制通”，又云“军事留孙楚，行间识吕蒙”，谓幕府英才济济；“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恰如仇兆鳌注言：“欲参翰军谋也”。杜甫的入幕动机虽然主要受当时入幕之风的影响，但梁孝王事迹对其也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

    （三）任侠重义的地域民风

    梁宋之地任侠尚武，讲究忠义。“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遣怀》）正是梁宋地区任侠文化的写照。睢阳还出产一种强弓。《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杜甫、高适和李白诸人当年饮酒放狂，还曾在孟诸泽射猎。据《史记·夏本纪》索隐所载：“孟豬泽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可以说，任侠重义的文化气质影响了士子们行侠仗义和尚武建功的文化性格。杜甫诸人部分诗作气势狂放，笔势纵横，与这种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二、梁宋文化对杜甫诗歌的影响

    梁宋文化中有先王创业垂统的遗风。《史记·货殖列传》云：“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高适、杜甫二人诗作正有风格重厚的特征。这种特质的形成虽自有渊源，但与梁宋文化的濡染不无关系。浦起龙就说“梁宋”的“雄姿侠气”对杜甫创作有“助发”作用。总体来看，梁园文学彬彬之盛的历史、梁宋文化中的纵横家流风，乃至大邑“雄姿”、宋中“侠气”，均对杜甫的诗歌创作有某种感发、扇播作用。

   （一）梁宋地区的创业遗风对杜甫建功精神的感发

    从前引司马迁《货殖列传》来看，梁宋文化中包含着先王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君子务实躬行的遗风。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以杜甫、高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个体的发展动机是其主导需求。这种心理动机在杜甫的诗歌中一以贯之。杜甫思想的形成源头是多方面的，但中原文化的塑造、梁宋文化的激发，对其艰苦自励的创业精神的形成也起到了某种作用。

    “梁宋”是士子们凭吊怀古、激发意气的地方。这里历史遗迹丰富，英雄流风，扇播久远。杜甫“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他高歌：“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昔游》），“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遣怀》）。杜甫诸人登临怀古，以英雄志气相互感发激励。汉高祖刘邦曾隐于芒砀，芒在沛国，砀属梁国。《史记·梁孝王世家》索隐引《述征记》曰：“砀有梁孝王之冢。”《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谓西汉梁国王陵集中分布于芒砀山，梁国八代九王分葬于不同的山头，梁孝王墓在保安山南山头。杜甫、高适等人寻访英雄旧迹，追慕自励，“芒砀云一去，雁骛空相呼”（《遣怀》）。在这些有志之士眼中，梁宋之地不仅仅是释放愤懑的地方，同时也是激扬励志的演兵场。

    杜甫反映“梁宋游”的《昔游》《壮游》等作，均表达了追求志业的思想。二诗写于大历元年夔州秋，将动乱的反思熔铸进昔游的追忆中，两作血脉贯通，有似联章，实为姊妹篇。《昔游》诗以反思祸因为主旨，归结于摒奸用贤。该诗所写“梁宋游”仅为触媒，而且这一触媒真正点燃的内容不在《昔游》，而在《壮游》透出。若单独看《昔游》，诗中所提“梁宋游”与反思动乱的主旨有背离，“不及少年日，无复故人怀”的“故人怀”也无着落；若合二章并参，《昔游》作社会反思，《壮游》才真正写了诗人与高、李梁宋游的内涵，而且将“梁宋游”放在漫游的整个链条中来写。漫游之盛壮，关键在讴歌江山、指点人物、追慕英雄，“壮”体现在“壮岁”之“壮志”。诗题表达诗旨显豁，仇兆鳌以为“壮游”有误，当作“昔游”，实未抓住两诗肯綮。可以说，杜甫追慕梁园遗风，真正倾心的是其君臣相得、了无猜阻的默契。《水经注·睢水》卷二十四：“梁王与鄒、枚、司马相如之徒，极游于其上。”梁王君臣同气相应，同游同乐，这是杜甫等人梦寐以求的胜事。

    （二）梁宋文化对杜诗狂放激荡之美的影响

    杜诗在其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下，还有一种狂放飞扬之美，甚或体现出某种怪伟之气。这部分作品实开中唐韩孟诗派之先声。从情感的撼人心魄、激荡顿挫、外张飞扬，到辞义的端直骨立、劲挺，杜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中“风骨”的典型。杜诗展示出中国诗歌中罕见的激情之美。这种风格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也绝非一次梁宋游就能形成。但杜甫久居中原，对梁宋文化濡染甚深，梁宋文化中阔大、雄壮、殷盛的因子对其诗歌风格有着一定的影响。

    杜甫部分诗作有着一种狂放飞扬之美。唐代士人以“狂”为美，是对中国诗歌囿于温柔敦厚的中庸美学规范的一种突破。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杜甫云：“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饮中八仙歌》），诗中“极摹贺公狂态”“极状其醉态”。杜甫的飞扬不同于李白的喷发殆尽，而是如同巨鲸吐水，在沉郁雄劲中间歇喷发。“平生飞动意，见尔不能无”（《赠高式颜》）；“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拈出了老杜“惊人语”：《寄岑参》诗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夜听许十诵诗》云“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不少作品颇具豪放之致。仇兆鳌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备极排荡顿挫之妙”，又谓《宾至》“豪放中有殷勤气象”，称《狂夫》为“笑傲之词”。老杜自己也屡次自道狂放个性，曰“疏放”，曰“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杜甫诗歌抒写英雄气概，蔑弃世俗，不图势利，自负狂放；风格上既不“沉郁”，也不“顿挫”，而是尽情宣泄，有着强烈的气势。如：“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今夕行》）有着纵横家的奇气。

    杜甫这种飞扬情绪常借助“沧溟”意象进行渲染。“沧溟恨衰谢，朱绂负平生。”（《独坐》）“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客居》）“沧溟”意象气势壮阔，充满了骨力美。杜甫还常用“溟涨”作为一种美的范型，来品评他人创作。言“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用“溟涨”写张旭草书的浩瀚之美。又曰：“篆刻扬雄流，溟涨本末浅”（《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赵次公谓苏源明之文“波澜浩汗，虽溟海之涨，其本末比之犹浅”。杜甫的诗歌本身也充满了波澜浩瀚之美。如：“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暂如临邑至山昔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诗中所写激波生浪，日光映山，笔势雄健，劲力外张，有一种壮大之美。杜甫尝论庾信“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颇似自道诗法。其诗“闻道洪河坼，遥连沧海高。”“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戏为六绝句》）力大思雄，有着一种笔力乖张之美。

    从审美情感上看，杜甫的部分诗作有“慷慨激烈”的特色。《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叹息肠内热”，“浩歌弥激烈”。其中写到群水西来，汹涌咆哮，乱流如注，天柱为之倾折。《杜臆》云：“天柱折，乃隐语，忧国家将覆也。”杜甫诗中多有隐示恶兆凶灾的意象。家难国危，忧端如山：“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王世贞以为老杜歌行读之令人“歔欷欲绝”。仇兆鳌指明他人篇终力竭，独老杜篇终气势“混茫”，“滔滔滚滚，意思不穷”。卢德水云：“《赴奉先》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黄徹云此诗“悲愁激切”。杜诗审美情感的强度、烈度都很高，远非“沉郁”所能掩覆。

    杜甫的部分诗歌具有奇崛怪伟之美。刘勰论“新奇”曰“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老杜性褊，刘勰认为性褊者“言壮而情骇”。范梈主张七古应“险怪”“雄峻”，切忌“庸俗软腐”；应有奇气。他认为“备此法者唯李、杜也”。范梈论七古篇法安排，应“突兀万仞”而不用“过句”，“陡顿便说他事”。他指出“杜诗大多如此”。杜甫持有“奇伟”的诗学观，喜欢追求“感天地惊鬼神”的艺术效果。要达到“惊鬼神”的效果就必须摆落常规，出奇制胜。他屡屡道破这种信条。自言：“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语要惊人，必须“片言居要”，以求“警策”；只有“警策”才能“竦动世人”。杜甫也每每为自己的诗句“竦动世人”而自负。恰如其《莫相疑行》所言：“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胡应麟以为老杜排律“雄伟神奇”，“时有险朴”。王世贞亦谓老杜诗歌“奇正开阖”，有“奇”的一面。一般认为，绝句的节奏在顺肆。杨载谓绝句之法在“婉曲回环”，主张句绝而意脉连属，要能反正相接，顺逆相应，开合相关，平直叙起，从容承之，变化宛转。胡应麟亦云五七言绝句“意当含蓄，语务春容”。但杜甫“风格矫然”，“用事奇崛朴健”，“律多险拗”。王世贞以为杜甫在五言上“以奇拔沉雄为贵”。杜甫的《渼陂行》写得“乍阴乍阳”，卢德水也感觉到“变眩百怪”。老杜部分诗作不圆顺，有棱角，董养性所谓“词气磊落”“英锋俊采”。如其：“青荧芙蓉剑，犀兕岂独剸”，“不要悬黄金，胡为投乳贙”（《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仇兆鳌云：“锋利如宝剑，虽犀兕亦可剸截。”朱注：“美其文之锋颖独出。”可以说，杜甫的这些作品已开韩愈诗歌之风。

    杜诗狂放激荡的一面，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梁宋文化的气势盛丽与杜诗的气象峥嵘、梁宋文化的雄壮阔大与杜诗的健笔凌云等，梁宋文化的特质与杜诗的风格之间确乎存在一定的关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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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宋”的核心地区今商丘，周曰宋国，汉为梁国，又称睢阳，东晋改为梁郡，隋称宋州，旋复称梁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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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宋文化中有先王创业垂统的遗风，尤其梁孝王延揽枚乘等文士，形成梁园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殊为后世士子钦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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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宋”不但是大都会，而且还具备重要的战略位置，唐代时期是遮蔽江淮的军事要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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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孝王虽然“负爱矜功”，但“籓屏京师”，“能拒吴楚”，这些品格使得梁孝王成了后代士子能够接受乃至追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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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入幕动机虽然主要受当时入幕之风的影响，但梁孝王事迹对其也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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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侠重义的文化气质影响了士子们行侠仗义和尚武建功的文化性格。杜甫诸人部分诗作气势狂放，笔势纵横，与这种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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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文学彬彬之盛的历史、梁宋文化中的纵横家流风，乃至大邑“雄姿”、宋中“侠气”，均对杜甫的诗歌创作有某种感发、扇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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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思想的形成源头是多方面的，但中原文化的塑造、梁宋文化的激发，对其艰苦自励的创业精神的形成也起到了某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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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宋”是士子们凭吊怀古、激发意气的地方。这里历史遗迹丰富，英雄流风，扇播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