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赠别诗的规谏精神及其意义

扬之水

杜甫赠别诗的规谏精神及其意义

    〔摘要〕杜甫的赠别诗往往卒章显志，表达“朋友相规之义”，具有显著的规谏精神。这一方面是儒家诗教观念在其诗歌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杜甫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劝励传统的体现。杜诗的“相勉之词”远绍《诗经》，其直接来源则是《文选》中的“劝励诗”和“苏李诗”。杜甫通过深挚的情感和高超的技巧增加了劝励类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加强了这类诗歌的文体意义。

    〔关键词〕杜甫诗歌朋友 相规之义 劝励 传统

    杜甫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巅峰，历代研究者皓首穷经解杜注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杜诗研究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如杜甫的赠别诗，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卒章显志，表达“朋友相规之义”，为其规谏精神的直接体现。杜甫赠别诗中的规谏精神来源于中国诗歌的劝励传统，其直接源头是《文选》中的“劝励诗”和“苏李诗”。杜甫将其发扬光大，并影响了后代的诗歌，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一、杜甫诗“规谏精神”的提出

    我国古代历来有以诗赠别的传统。杜甫的赠别诗常借题发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一以互道珍重并表达劝勉之意，一以表达自己的人生和政治理想。其赠别诗中包含的规谏精神——“朋友相规之义”正是儒家思想诗化的体现。严羽首先提出“规谏”这一问题，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等人在注杜之时，特别重视阐发杜诗中的“朋友相规之义”，并注意考察当时史实，体味作者的良苦用心。

    严羽是首先指出杜甫诗歌中包含劝勉规谏现象者。从严羽列举的“古人”来看，他认为“相勉之词”是自汉唐以来的一种文学传统，也是赠别诗中时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其《沧浪诗话》云：

    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苏子卿云：“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刘公干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达夫赠王彻云：“吾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达夫偶然漏逗处也。

    严羽提出了“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这样一个判断，并举例加以说明。其中的“苏李诗”虽然作者可能并非苏李，但称其“古人”却也毫无问题的。严氏由此为杜诗“相勉之词”溯源的同时，还将杜诗与高适同类赠答诗作了比较批评，揭示出古代赠答诗的“相勉”传统。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则明确提出了杜诗的“朋友相规之义”。如《赠陈二补阙》：

世儒多汩没，夫子独声名。献纳开东观，君王问长卿。

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

（仇注：“上四颂语，下四勉辞。”）

    这首诗前四句是赞颂陈补阙声名卓著，博学多识，深受皇帝器重，甚至将其与司马相如相比。后四句则是劝慰陈夫子莫因年老头白自嫌，应当奋发有为，报效朝廷。又如《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两句，仇注：“下二含讽，见朋友相规之义焉。” 而浦起龙注此诗曰：“夫士不见则潜，失职不平，祸之招也。下二，写出狂豪失路之态。既伤之，复警之。”也有规谏警诫的意思。严羽、仇兆鳌和浦起龙的论述都表明杜甫的赠别诗具有“朋友相规之义”。他们在评论杜诗时提出的“相勉之词”、“相规之义”和“勉辞”，无论是正面的勉励还是反面的规劝，其中包含的“规谏”精神都是一致的。

    须指出的是，杜诗中的“规谏”精神——“朋友相规之义”，当是儒家诗教观念的一种体现，但又不同于《诗经》直接存在的政治道德批判和讽谏。其“义”是儒家政治理想的“诗化”。杜甫在对朋友的规劝中暗含自己的价值判断，常借赠别友人表现自己的政治思想，并通过诗歌的形式和艺术手法间接表达。此“义”包括对友人政治理想、道德标准、前途命运的期许。政治理想方面，他希望友人能得到君王的器重，上报效朝廷，下造福苍生，《赠陈二补阙》即为代表；道德标准方面，他希望友人洁身自好，修明德行。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苏李诗”的“愿君崇令德”、“努力崇明德”的道德劝诫；对友人前途命运的期许和劝慰珍重的感情则几乎每首赠别诗都有表现。“朋友相规之义”主要指符合儒家思想标准的“义”，那些期望友人得到高官厚禄的卑下庸俗的思想则不在此列。严羽称“苏李”、刘桢、杜甫的诗歌“往往是此意”，即指正直高尚之“义”。而严羽举高适的“吾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则是反例。严羽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显然他认为这种庸俗的思想绝非“朋友相规之义”。杜诗“相勉之词”的思想积极高尚，是诗人忧国忧民情怀的一种表现，反映了诗人的儒家政治理想。严羽、仇兆鳌、浦起龙等人对杜诗中“朋友相规之义”的发现和赞扬，是对杜甫高尚人格的推崇，他们的评价也彰显了杜甫在诗歌史上崇高的地位。

    二、杜甫赠别诗的规谏类型特征

    杜诗中的“朋友相规之义”比较集中表现在诗歌的末尾，有明扬、暗劝、正告等多种形式，表达感情的深浅和方式也不相同。杜甫秉性耿直，对友人常以道义相责，即使是供给自己衣食的府主也能直言劝谏。杜诗中的“朋友相规之义”，包含了他对朋友真挚友谊的珍重，也包含了他对朋友修身明德、忠君报国的期许。其中少有客套寒暄，多是有为而发，针对朋友的前途命运或建议，或忠告，或劝谏，情真语直，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杜甫赠别诗中的规谏大致可分为叮嘱、劝慰、讽谏、勉励四种情形。这样区分仅仅是因为劝勉方式的侧重点不同，实际诗中表达的感情比较复杂，几种情形往往兼而有之。其赠别诗往往将他人与自己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劝客即是劝己，慰人也是自慰。

    第一种情况是叮嘱。杜甫对朋友推心置腹，观杜诗中叮咛之语，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可见老杜一片赤子之心。有的诗歌叮嘱朋友收敛个性，顾全大义。如《送率府程录事还乡》：

念君惜羽翮，既饱更思戢。

莫作翻云鹘，闻呼向禽急。

    仇注：“末则送别丁宁，嘱其归而敛才也。”朱注云“上云‘与语才杰立’，意录事必负才敢为者，然世难方殷，当思敛戢，故又以向禽之鹘戒之。”仇兆鳌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十五载，安史之乱已经开始。杜甫与程录事是同事，二人志同道合，情谊深厚。杜甫为人刚肠嫉恶，有为敢言，但此诗杜甫却劝慰程氏收敛锋芒，莫作击禽之鹘，可见程录事锋芒太露，可能影响到朝廷平乱的大计，此诗正是劝朋友忍小忿图大谋之意。有的为朋友仕途作为而发。如《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他时如按县，不得慢陶潜。”此处反用陶渊明的典故，韦讽要作的官职是录事参军，就是古郡督邮之职。杜甫嘱咐他不要像陶渊明的上司督邮那样慢待属员，也有嘱其重视和选拔人才的意思。又如《送元二适江左》“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仇注：“时藩镇多跋扈观望者，故戒其勿谈兵以贾祸。”元二此去应东吴科举，而藩镇割据者多有不臣之心，子美劝他不要随便为其出谋划策而招来杀身之祸。

    第二种情形是劝慰。子美古道热肠，他对友人总是倾注一腔热忱。杜诗中既有对朋友为人处事的劝告，也有对朋友不幸命运的安慰。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仇注：“此痛其怀枉莫伸，而流落浔阳也。”杜甫对李白的不幸非常同情，认为他本无二心，又不受伪官，遭受冤屈却无人助其昭雪。末二句劝慰李白不要埋怨皇恩远隔，若上问于天，也许终有昭雪之日。又如《闻斛斯六官未归》：“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仇注：“此为斛斯耽酒而讽之也……况老寻醉乡，不顾其家，故嘱其早归，以为善后之计。朋友相规之义也。”斛斯六卖文为生，却终日沉醉酒乡，以致生活无着，家室倒悬。杜甫在规劝朋友酗酒行为之余，对朋友的生活遭遇也有深深的同情。杜诗还通过称扬友人诗才表达安慰之意。如《赠毕四曜》：

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饥寒奴仆贱，颜状老翁为。

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

    仇注：“末喜有子以传家学，所以慰之也。”此语“慰之”，亦是杜甫自慰。毕氏生活极其贫苦，喜欢作诗论文却无人赏识。杜甫与其志趣相投，情谊深厚。他称颂毕氏诗才，又称其子可以传承家学，正是对朋友“家贫苦宦卑”的安慰。“同调嗟谁惜”，杜甫对朋友命运的嗟叹同时也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嗟叹。

    第三种情形是讽谏。杜甫对位高权重的友人如严武、章彝常直言讽谏，责以大义。《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卢注曰：“兴象规模，与题雅称。末复嘱一语曰：‘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法言忠告，令人肃然。夫奉送府主，谁敢作此语？谁肯作此语？子美真古人也。”王嗣奭云：“公与严公交契厚矣！十韵不及私情，而结以‘临危莫爱身’，道义之交如此。即‘那老蜀’、‘会归秦’，非但身谋，所期望者不小，意在言外。”严武与杜甫有旧，杜甫到成都后多靠严武接济，而杜甫却认为以道义相交才是朋友相处之道，故以大义相责。在蜀之时朋友张舍人送杜甫的褥子非常华美漂亮，杜甫却作诗《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称此物太过奢华，自己使用不合礼法，不能接受。话锋一转，杜甫又称当路掌权者骄奢淫逸将自取其祸。他此时正在严武幕下，此诗讽谕的对象自然是严武。钱谦益曰：“史称严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穷极奢靡，赏赐无度。公在武幕下，此诗特借以讽谕，朋友责善之道也。不然，辞一织成之遗，而奢谈杀身自尽之祸，不病而呻，岂诗人之意乎？”钱谦益真正看出了杜甫行“朋友责善之道”的苦心。杜甫对章彝的讽谏与严武略有不同。也许杜甫自认与章彝的关系不如严武，所以只是旁敲侧击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希望章彝自己领悟。如《冬狩行》末云：“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蔡梦弼云：“章彝大阅东川，甫以此诗讽其多杀，兼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此诗前面叙述章彝冬天狩猎的盛况，赞扬了他的治军严明，武功卓越。末尾一转，提醒章彝当今正是吐蕃入寇，天子逃亡的危难时刻，天子下诏征天下兵而无一人应诏。杜甫以此诗讽谏章彝，希望他能忠心王室，起兵勤王。诗虽不出一语斥责，有不臣之心者闻之必惧。其后的《山寺》“以兹抚士卒，孰曰非周才。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几句，朱鹤龄注云：“讽其不修臣节，妄觊非分，犹穷子离净处而甘粪秽也，净处失矣，能无祸胎之忧乎？隐言段子璋、徐知道之戮当为前鉴也。”仇谓：“恐无此当席骂主之理。”朱注说此诗有讽刺之义，诚然。但其讽刺程度并未达到“斥为叛逆”的程度。杜甫对严武和章彝的讽谏并非讽刺或斥责，而是善意的规劝。杜甫自许为其“诤友”、“畏友”，发自肺腑地希望朋友能领悟自己的苦心，勤于改过，忠于王室。

    “朋友相规之义”的第四种表现是勉励。有的表现为朋友之间互道珍重，如《别赞上人》末二云：“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仇注：“末乃临别交勉之词……各努力，赞善于处，公难于出也。”《送韩十四江东省觐》末云：“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二例皆友人相互交勉之语，诗中哀伤与希冀并存。“各努力”，正是互道珍重之意。此时世道衰微，亲旧零落，诗人已是暮年，二诗又都包含着作者遭逢世乱劫后余生的深沉感慨。有的是勉励朋友戮力王室，树立佳政，如《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列国兵戈暗，令王德教淳。要闻除猰貐，休作画麒麟。洗眼看轻薄，虚怀任屈伸。莫令胶漆地，万古重雷陈。”仇注：“此有感身世，而以古道交情望诸侍御也。除猰貐，勉其立功。休画麟，戒其尸位。”又如《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云：“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仇注：“此临别而作劝勉之词……公以此告讽，望其逐去贪吏，此即所谓佳政也。”杜甫勉励他人，很少称许他人“取青紫犹俯拾地芥”(《汉书·夏侯胜传》)一类的话，而是以道义相责，以大志相望。杜甫在政治上没有实现理想，所以时常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友人身上，这也是一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变相体现。

    杜诗中的“朋友相规之义”无论表达方式为何，其主旨除了朋友之间互道珍重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将忠君爱国、及时作为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友人。无论正面的劝勉还是反面的讽谏，都重在“义”，这既是为友之义，更是为臣之义。

    三、杜甫赠别诗“规谏”精神的渊源

    严羽提出的“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这一命题反映了赠别诗的劝励传统。杜甫赠别诗中的规谏精神正是源于劝励传统。这一传统是如何产生的？笔者以为，赠别诗“相勉之词”的思想源头为上古的《书》、《诗》等经典，其直接来源则是《文选》。

    “相勉之词”的思想源头是《书》、《诗》所代表的上古儒家思想传统。《书》、《诗》等代表儒家伦理思想的经典中都有劝励的思想。如《尚书·多方》：“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孔安国《传》曰：“汤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劝善。其人虽刑，亦用劝善。”此处的“劝”为勉励之意，反映了儒家明德修身的伦理思想。《诗经》中的《雅》、《颂》中的部分诗歌，如周民族史诗《大雅·文王》、《大雅·大明》也通过追述文王功德来劝诫勉励后世子孙。朱熹注《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大明》其中有两句：“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毛诗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朱熹云：“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虽然《文王》、《大明》是否如朱子所说是周公警诫成王而作尚可怀疑，但其中包含的述祖明德、劝诫勉励的意思却是不言而喻的。古代赠别诗的劝励传统无疑从此而来，而杜甫赠别诗中的“朋友相规之义”，也是秉承儒家伦理传统而产生的。

    “相勉之词”直接源头当为《文选》。这部作品集是唐代诗人学习写作的主要教材，杜甫“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对此书极为熟悉。因此可以说杜诗受到《文选》的重要影响，杜诗的“相勉之词”也是由此而来。杜诗的“相勉之词”在思想上受到《文选》“劝励诗”的影响，而其直接源头则是“苏李诗”。

    一方面，在思想上，杜诗中的“相勉之词”受到《文选》“劝励诗”精神的影响。唐宋以来的诗人受此影响，在赠答时也会以修身明德、奋发进取相劝勉。杜诗中的“朋友相规之义”继承了“劝励诗”的传统，但形式上又有新变。韦孟《讽谏》和张华《励志》均为四言，模拟《诗经》的形式，继承了《诗经》的讽谏精神。作为《诗经》的模拟之作，“劝励诗”被刘勰称作“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杜诗“相勉之词”并未纯粹模拟《诗经》，也不是全篇表达劝励之意，只是在诗歌的末尾具“相勉之词”。 《文选》的劝励类诗歌的主题就是劝勉鼓励，而杜甫的这一类诗歌主题是表达寄赠送别之情，劝励只是其中一意。韦孟的《讽谏》被《文选》列于“劝励”类的第一篇。据《汉书·韦贤传》，韦孟为楚元王傅，历相楚国三王。元王孙刘戊荒淫无道，韦孟因此作《讽谏》诗，刘戊不能改，韦孟遂去位家于邹，又作《在邹》一篇。《讽谏》、《在邹》从内容上来看，是劝说刘戊珍惜祖先荣誉，修身明志，守好先王遗业。此诗绝非凭空臆造的空泛说教，必是有为而发。刘戊在景帝时参加了吴王刘濞组织的“七国之乱”，失败后自杀，事见《汉书·楚元王传》。可见在韦孟作此二诗时，祸胎已萌，韦孟诗中虽未直言其事，但隐约道出自己的预感。杜诗亦是如此，杜甫忧怀深广，能从他人行为和朝政局势中看出隐藏的忧患。如对章彝、严武等人的劝谏。一方面他为国之大义奋不顾身，直言进谏，无论是严武还是肃宗，他都毫不畏惧，责以大义；另一方面他是真心想劝人助人，在所作诗中流露出的真诚、热忱和耿直，仿佛老成人的苦口婆心的劝说。这些都可以从韦孟的《讽谏》、《在邹》诗中找到影子。

    另一方面，杜诗“相勉之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苏李诗”。“苏李诗”的影响包括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虽然“苏李诗”在六朝已被疑为伪作，但其对后代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的影响巨大是确信无疑的。杜甫曾说“李陵苏武是吾师”(《解闷十二首》)，这直接表明他对“苏李诗”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模仿。托名李陵的《与苏武三首》其三末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托名苏武的《诗四首》其四末云：“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从形式上看，“苏李诗”已经是成熟的五言诗，这比韦孟那种四言拟古的“劝励诗”有了很大的进步，对杜甫的诗歌有更大的影响。从内容上看，“苏李诗”直接表达朋友离别时互相劝慰的感情，对杜诗的“朋友相规之义”影响更为明显。杜甫对“苏李诗”如此推崇，其作品中出现的“相勉之词”应当是对“苏李诗”模仿借鉴的结果。严羽在论述“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时，先后列举苏武、李陵和杜甫，正是看到了杜甫对“苏李诗”的模仿和继承。

    四、意义

    杜甫赠别诗中的规谏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相勉之词”既提升了诗歌的格调，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又发挥了其诗歌有补于世的现实作用。其赠别诗很少庸俗琐碎的寒暄客套，多是通过“相勉”树立道德的风节高标，以期回归中国诗歌的劝励传统。杜甫“相勉之词”提升了诗歌的格调，通过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深挚动人的感情增强诗歌的艺术魅力。

    其一，杜诗规谏精神提高了其诗的格调。杜甫的“相勉之词”具有高歌奋进、积极向上的思想感情。杜诗大气磅礴，他胸中充满强烈的爱国感情和无穷无尽积极求索的力量。杜甫能把陈腐的教化之语说得情真意切，令人感动，除了诗艺高超，他的真心与深情也是重要的因素。“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这是对后生蓬勃朝气的赞赏，令人感到一种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意志在年老的杜甫胸中回荡。“眼中之人吾老矣”，没有丝毫衰颓的气息，而是使人感到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欣慰。《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云“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无论是告以为人还是为政，老杜皆投入一片惓惓笃诚之心，故能感人动人。杜甫有时虽不免有哀伤消沉之意，但就总体而言，他眼中虽满是苦难而进取之心长存，其劝勉言辞的感情基调多是积极向上的。

    其二，通过对杜诗“规谏”精神的探究，可以对杜甫及诗歌等特点有较细致地把握。从形式论，杜甫常以“相勉之词”为赠别诗收尾，卒章显志，表达“朋友相规之义”。这也就是严羽提出的那个命题：“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如《别赞上人》、《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仇注皆称临别“交勉”，《赠李白》、《闻斛斯六官未归》、《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仇注皆称临别“相规”。从思想感情上来说，送别时说一些叮嘱鼓励的话语是人之常情。从形式上说用“相勉之词”作为结语可以有力收束全篇，劝勉的意义也比较深远，是一种常见而且合适的作结方式。杜甫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诗的“朋友相规之义”并非泛泛而谈，更非阿谀之语，多是有为而发，直言劝诫，责友人以大义。如《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一诗，卢注云：“‘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一段悲悯深心随风雅溢出，告诫友朋若训子弟。不如此则诗不真，不如此则诗不厚。又云‘霄汉瞻佳士，泥涂任此身’，则人我之相都融，而拯救之思愈切矣。”又如《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之语，此乃常人不敢为不易为之处。杜甫之直在于此，杜甫之迂在于此，杜甫之忠义更在于此。

    其三，杜诗接续并发扬了中国文学的劝励传统，将文字之外的人性光辉进一步纳入诗歌审美的标准。我们都知道，六朝以来的文学以华美为尚，如《文选》中的诗歌大多充斥着稠密得化不开的意象和纷繁错落的华美辞藻，对代表诗教传统的那些诗歌多是敬而远之，极少收录。所以此后的劝励类诗歌逐渐式微。而杜甫通过自己的创作扭转了这一局面，将规谏精神与艺术形式紧密结合，使作品的“言外之意”发挥到了极致。杜甫的赠别诗一方面积极学习和继承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将个人世界中的喜怒哀乐放在广阔的社会生活，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考量反思，从中发掘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杜甫到了夔州之后，他对唐王朝的前途已经感到极端失望，年老体衰，心情极其悲凉。他慨叹自己的命运不济，但又对人生抱着热情和希望，对友人抱着真诚的期许。这种规谏精神是对中国诗教传统的发扬，是人格和人性之美的显现。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老杜以自己前途失意告诫朋友，劝他人努力仕进，不要步自己后尘而碌碌无为；如《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杜甫劝卢十四表弟云：

但促铜壶箭，休添玉帐旗。动询黄阁老，肯虑白登围。

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

俭约前王体，风流后代希。对扬期特达，衰朽再芳菲。

    这是对他人的期许和规谏，称颂卢十四的才干并期望他发扬光辉。但此后一转云：

空里愁书字，山中疾采薇。拨杯要忽罢，抱被宿何依。

眼冷看征盖，儿扶立钓矶。清霜洞庭叶，故就别时飞。

    生动表现出自己山中穷困潦倒的生活和悲凉绝望的心情。对比强烈，文气波折起伏，格调自然高超。杜甫在赠别诗中展现自己穷困淹蹇的境遇，也是为了劝友人珍惜当前，施展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这也是杜甫将自己人生理想在朋友身上的一种“投射”。

    总之，杜甫的赠别诗反映了中国诗歌中的劝励传统，具有儒家道德教化的意义，也对后来赠别诗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杜甫诗歌中的劝谏精神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其赠别诗中的“相勉之词”将文学之美与人性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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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赠别诗，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卒章显志，表达“朋友相规之义”，为其规谏精神的直接体现。杜甫赠别诗中的规谏精神来源于中国诗歌的劝励传统，其直接源头是《文选》中的“劝励诗”和“苏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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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赠别诗常借题发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一以互道珍重并表达劝勉之意，一以表达自己的人生和政治理想。其赠别诗中包含的规谏精神——“朋友相规之义”正是儒家思想诗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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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是首先指出杜甫诗歌中包含劝勉规谏现象者。从严羽列举的“古人”来看，他认为“相勉之词”是自汉唐以来的一种文学传统，也是赠别诗中时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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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杜诗时提出的“相勉之词”、“相规之义”和“勉辞”，无论是正面的勉励还是反面的规劝，其中包含的“规谏”精神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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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中的“规谏”精神——“朋友相规之义”，当是儒家诗教观念的一种体现，但又不同于《诗经》直接存在的政治道德批判和讽谏。其“义”是儒家政治理想的“诗化”。杜甫在对朋友的规劝中暗含自己的价值判断，常借赠别友人表现自己的政治思想，并通过诗歌的形式和艺术手法间接表达。此“义”包括对友人政治理想、道德标准、前途命运的期许。政治理想方面，他希望友人能得到君王的器重，上报效朝廷，下造福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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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苏李诗”的“愿君崇令德”、“努力崇明德”的道德劝诫；对友人前途命运的期许和劝慰珍重的感情则几乎每首赠别诗都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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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相勉之词”的思想积极高尚，是诗人忧国忧民情怀的一种表现，反映了诗人的儒家政治理想。严羽、仇兆鳌、浦起龙等人对杜诗中“朋友相规之义”的发现和赞扬，是对杜甫高尚人格的推崇，他们的评价也彰显了杜甫在诗歌史上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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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中的“朋友相规之义”比较集中表现在诗歌的末尾，有明扬、暗劝、正告等多种形式，表达感情的深浅和方式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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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赠别诗中的规谏大致可分为叮嘱、劝慰、讽谏、勉励四种情形。这样区分仅仅是因为劝勉方式的侧重点不同，实际诗中表达的感情比较复杂，几种情形往往兼而有之。其赠别诗往往将他人与自己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劝客即是劝己，慰人也是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