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

扬之水

“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

      摘要:“都市诗人”张岱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大家。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空灵之气”, 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他的“自叙”文体, 可谓是“自嘲”的艺术,“自嘲”中仍有对自我“真性情”的坚持与夸耀, 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有“忏悔”之意。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艺术表现, 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而张岱对于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的理解与把握胜过史书与方志。张岱文章之妙, 还在于有所寄托, 他将“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山水、机械”等糅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张岱散文看似平淡, 实则有绚烂作底; 他擅长在散文中写人, 注重细节, 三言两语足以传世, 这种笔墨功夫, 源于《世说新语》, 又得益于张岱“好说书, 好梨园。”
    关键词: 张岱; 自嘲; 民俗; 寄托; 平淡
　  比起王季重、刘同人或者徐霞客来, 张宗子张岱(1597—1680?) 更难评说。因为在大家心目中, 各有各的张岱, 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好在我的见解平实, 估计跟大家的感觉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我看来, 明文第一,非张岱莫属。而且, 如果在中国散文史上评选“十佳”, 我估计他也能入选。尤其是《陶庵梦忆》, 篇篇都是好文章, 随便翻开一页, 都是可圈可点。每次重读《陶庵梦忆》, 总是“其乐融融”, 而不仅仅是“有所收获”。这本薄薄的小书, 真是耐读。
    关于张岱的生平及创作, 我在《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五章, 以及《中国散文选》的“导言”和小传部分, 已经有所介绍。今天, 稍微涉及“文学史上的张岱”, 然后进入具体作品的分析。
    讲张岱的文章源流, 最经典的论述, 当推明人祁豸佳《< 西湖梦寻> 序》。所谓“笔具化工”, 有点虚, 不太好把握; 但强调张宗子和郦道元、刘同人、袁中郎、王季重的联系与区别, 还是能让人心领神会。描摹山水的,一般都会追溯到《水经注》, 这是宋元以下诗文评点的套话。可郦道元之外, 另加三个当代文人, 这可就不一样了。刘同人的生辣, 袁中郎的倩丽, 王思任的诙谐, 这都比较容易体会, 难的是后面那句话:“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 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技巧性的东西容易说, 所谓“空灵之气”, 可就不大好办了, 感觉得到, 但难以描述。既然无法准确把握, 如此“神妙”, 如何评说? 其实, 这是经验之谈: 一眼就能看到的好处, 往往最难评说。
    读苏东坡的文章, 读张岱的文章, 不必多么高深的学问, 单凭直觉, 一般人都会很喜欢。可就因为容易喜欢, 反而更难把它说清楚。下面主要谈张岱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自叙与自嘲, 第二是民俗与寄托, 第三是绚烂与平淡。
    一、关于自叙与自嘲
    略为翻看《中国散文选》, 不难发现, 我对“自叙”这一文体有特殊的兴趣。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到王绩的《自作墓志文》、刘知几的《自叙》、徐渭的《自为墓志铭》, 再到清人汪中的《自序》、梁启超的《三十自述》等, 一口气选了那么多自叙、自序、自为墓志铭, 用今天的概念, 统称为自传,A u tob iography, 肯定是别有幽怀。下面我会提到, 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种文体在古代中国以及文学史上的功用, 这里先回到正题——张岱。
    从“自叙”入手, 我选的是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的张岱, 晚年撰写《自为墓志铭》, 审视平生足迹, 是得意, 还是失意? 是夸耀, 还是忏悔?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蜀人张岱, 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 如此开篇, 让你惊讶, 作者为何丝毫不谈自家身世。因为, 所谓“纨绔子弟”, 必定是家世显赫,否则没有挥霍、懒散、浪荡的本钱。我们知道, 张岱的祖先, 确实是有功名的。高祖中进士, 曾官吏部主事; 曾祖中状元, 任翰林院编修; 到祖父张汝霖, 好歹也还是个进士。只是到了父亲, 才变得不取功名, 乐为鼓吹。也就是说, 对音乐戏剧的兴趣, 在读书做官之上。一般的“墓志铭”,“数典”时不该“忘祖”, 这里的故意略去, 大概是怕辱没了祖先。因“一无所成”, 不好意思提及祖先英名, 可单是“纨绔子弟”四字, 还是让你明白, 这可不是平常人家。何以自称“少为纨绔子弟”, 请听作者自述:“极爱繁华, 好精舍, 好美婢, 好娈童, 好鲜衣, 好美食, 好骏马,好华灯, 好烟火, 好梨园, 好鼓吹, 好古董, 好花鸟, 兼以茶淫桔虐, 书蠹诗魔, 劳碌半生, 皆成梦幻,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 避迹山居。”这段话, 应该倒过来读,“年至五十, 国破家亡”, 不想卖身投靠新朝, 于是披发入山。有了这场变故, 才会回首往事, 恍如隔世。一是少时繁华, 一是老来孤寂, 借助于“回首”, 获得某种呼应与对照。 张岱最后活了多少岁, 学界尚无定论, 但不管是八三、八四, 还是八八、九二, 反正是长寿。套用一句老话,“寿则多辱”。经历国破家亡, 晚年回首平生, 追忆少时所经历、所喜爱的都市繁华, 能不感慨万千? 正因这深深的眷恋, 以及由眷恋而来的无尽感慨, 促成了《陶庵梦忆》中余韵无穷的怀旧文章。
    既是《自为墓志铭》, 总得对自家事业有所评说。“常自评之, 有七不可解”。下面关于“七不可解”的叙述,比如“贵贱紊”、“贫富舛”、“文武错”、“尊卑溷”、“宽猛背”、“缓急谬”、“智愚杂”等, 评说的其实不是个人, 而是社会与时代。《自为墓志铭》的体例, 本该集中笔墨于自身, 可这里的贵贱紊乱, 贫富差错, 文武翻倒等, 其实是指向大动荡的时代。明清易代之际, 各种价值观念都被动摇甚至颠覆, 读书人的心理感受格外强烈。说这些,其实还是泛论, 跟自家生活不是很贴切。终于, 话锋一转, 主人公登场了。下面这一段, 才是真正的自我评说。“有此七不可解, 自且不解, 安望人解? 故称之以富贵人可, 称之以贫贱人亦可; 称之以智慧人可, 称之以愚蠢人亦可。”诸如此类的自我辩解, 依旧不着边际。最重要、也最沉痛的,还是下面这两句话:“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 学节义不成, 学文章不成, 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 为废物, 为顽民, 为钝秀才, 为瞌睡汉, 为死老魅也已矣。”天崩地裂之际, 无所作为的读书人, 内心深处无疑是很痛苦的, 可发为文章, 故作轻松, 且自我调侃。你看他,“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 还有, 学文章、学节义也都不成, 这可真是“一无是处”了。同是“自嘲”, 有人轻松, 有人沉痛, 相去何止千里。读林语堂的《八十自叙》, 第一章“一捆矛盾”中, 也有些略带自嘲的话, 比如“他什么书都看”, 可“从来不读康德哲学, 因为他自称受不了; 也讨厌经济学”。还有,“他是卡通人物‘米老鼠’”以及“女星凯瑟琳·赫本的忠实观众”, 也“喜欢和男友们说‘荤话’”。可明眼人都清楚,这些“俏皮话”, 没有丝毫自责的意思, 更多的是表示自家口味“不俗”。张岱不一样, 当他说到“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时, 我相信, 不是志得意满, 而是老泪纵横。
    关于墓志铭的体例, 我专门提到韩愈、欧阳修所面临的难题: 文章家的趣味, 如何与当事人的愿望协调。孝子贤孙表彰祖宗功业的愿望, 完全可以理解; 不弄虚作假已经很不错, 文过饰非, 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于是出现一个尴尬局面, 家属恨不得把所有官衔都写上, 而且尽量拔高; 可作为文章家, 韩愈或欧阳修心里都很清楚, 若依此要求, 文章肯定写不好, 因而也就必定“不传”。这也是欧阳修特别提到, 墓志铭难写的缘故。过去允许文人腾挪趋避, 墓志铭中, 不时还能冒出些好文章。到了讲究“组织鉴定”, 那就更是只争评价高低, 管不了文章好坏了。
    跟这种专门褒扬先人功业的“墓志铭”大异其趣的, 是所谓的“自为墓志铭”。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开始, 中国人之撰写自传、自叙、自为墓志铭等, 多半采取自我调侃的笔调。同样是叙述平生, 可以半真半假, 亦虚亦实, 嘲讽多而褒扬少。从陶渊明、王绩、徐渭, 一直到张岱, 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这种策略, 带有游戏文章的意味, 或者说寄沉痛于诙谐。这就难怪张岱的《自为墓志铭》, 袭取表彰功业为主的墓志铭体式, 但改变宗旨,转为自我调侃。
    一般所说的“自嘲”, 除了显而易见的自我批评, 往往还隐含着另外两种旨趣: 一是讽世, 一是述志。讽世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七不可解”, 谈的就是整个世道的颠倒, 表白自己如何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述志呢?你看他说“学文章不成, 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 似乎很低调, 其实是在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整篇《自为墓志铭》, 表面上都在骂自己, 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拿自己开玩笑。可这“玩笑”中, 隐含了张岱的自我定位。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感叹, 很可能不是因为人家成功, 而是人家少年时本就没有学这学那的远大抱负。年轻人不大能体会到这一点。将来有一天, 你会突然间发现, 你想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是做不成的。这个时候, 早先的抱负越大, 失落感也就越明显。这种感觉, 有时不以个人的实际成绩高低为转移。很多人, 你可能觉得他做得不错, 挺成功的,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郁闷。这种郁闷, 很大程度缘于过高的自我期待。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去世时, 很多师长都写文章, 我也写。但有一点不一样, 别人表彰先生的功业; 我则提及先生内心深处的悲凉。一个人越有才气, 越心高气傲, 晚年的悲凉感就越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古往今来, 真能实现自己少年时的理想的, 没有几个。
    因此, 张岱的《自为墓志铭》, 不完全是反语或讽刺, 自嘲之中, 也有真实的成份在。那就是“述志”。在描述自己的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同时, 反衬了原先的人生理想与自我设计。包括汪中等人的墓志铭, 都有这个倾向。我们知道,“怀才不遇”乃古往今来无数中国文人的“通病”。“不遇”是真的, 至于是否都有“才”可“怀”,那就很难说了。之所以沉沦下僚, 有时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有时是机遇或人事的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自家才华所限, 怨不得外在环境。再说, 并非所有的“牢骚”, 都能转化成为《离骚》。张岱《自为墓志铭》之所以可读, 就在于它用自嘲的口吻来总结自己的一生, 意绪苍凉。就像《陶庵梦忆序》所说的,“繁华靡丽, 过眼皆空, 五十年来, 总成一梦”。有这种“苍凉”作底, 张岱的自嘲才显得真实, 也才显得可爱。
    虽然自嘲“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 学节义不成, 学文章不成”, 张岱其实还是颇有著述的, 要不, 只是极爱繁华的纨绔子弟, 咱们没必要花时间讨论。“初字宗子, 人称石公, 即字石公。好著书, 其所成者, 有⋯⋯”, 接下来就是《石匮书》等著作目录了。前面刚说过自己如何一事无成, 笔锋一转, 开列起自家十五种著作, 又似乎不无得意之色。你也许会觉得这文章转得急了些, 甚至有点前后矛盾。其实, 这正是《自为墓志铭》的文体特征。
    是自嘲, 可并非检讨, 你别以为作者真的一无是处。在某种意义上说, 自嘲是表, 自颂才是里。用现在时髦的说法, 这就叫作另类的自我表扬。这个书目开下来, 当然是给自己评功摆好的了。这样的回首平生, 不是自我揄扬是什么? 对于读书人来说, 还有什么比著述传世更值得关注, 也更值得向世人一一交代的?那我们就尊重作者的意愿, 略为评说今日很容易见到的那几种著作。这些书, 大致可这么分类: 一是传统读书人特别看重的经学著述, 那就是《四书遇》; 一是体现作者经世情怀的史著, 那就是《石匮书》; 一是带有小百科性质的杂著《夜航船》, 还有三种精彩绝伦的散文小品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　文集》。张岱的《四书遇》, 前些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重刊, 很容易找。如果没时间读, 起码看看序言。《四书遇序》也收在《琅　文集》里, 后者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里都能找到。这则序言, 主要是表白自己的读书方法, 如何与一般经学家不同: 只读白文, 不问训诂。诵读白文数十遍, 突然有所感悟, 写下来, 这就是我的“经解”。作者说, 乱离两载, 东奔西跑, 什么都丢掉了, 就剩这本著作一直珍藏在身边。可见作者对《四书遇》, 是很看重的。可作者的“看重”, 并不能保证此书的价值。关注经学, 这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趋向。在我看来,《四书遇》没什么了不起。除了证明作者确有悟性, 也曾认真读过经, 其他的, 那就很难说了。这跟张岱读书的特点大有关系, 不管训诂, 直接跟白文对话, 固然可以克服此前读书人过分讲求考据训诂、典章制度而落下的支离破碎毛病, 但也会限制解读经典的深度与广度。换句话说, 这种“只读白文”的解经法, 明显地“近文人而远学者”。
    张岱写《石匮书》, 毫无疑问, 是有所寄托的。这在《石匮书自序》里说得很清楚。有人能写史, 有人不能写史, 更有人不能写史而非写不可, 那就是我。为什么? 就因为眼见得“有明一代, 国史失诬, 家史失谀, 野史失臆”, 整个一个“诬妄之世界”。明亡了, 作为先朝遗民, 有必要撰写一部真实的历史, 为有明一代的是非得失作总结。从崇祯戊辰年开始落笔, 写了十几年, 遭遇国变, 然后携其副本, 遁入深山, 继续研究、写作。作者称, 此书“事必求真, 语必务确”。但这是史家的共同口号; 我更看重的, 是其知不可而为之。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余故不能为史, 而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这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换句话说, 我不认为张岱是个杰出的史家。
    作为学者, 张岱在经学或史学方面的才华实在不明显。研究者出于好心, 拼命拔高其学术成就, 没必要。我更倾向于从悟性, 从责任感, 从气节, 而不是从学术史角度来解读他的经学或史学著作。
    还有一本“小百科”性质的《夜航船》。此书类似读书笔记, 分类摘抄的同时, 有所归纳与整理。他把读书人所需要的日常知识, 按天文、地理、人物、考古、文学、礼乐等, 分成20 大类130 个子目, 每个子目包含若干小条, 分别加以解说。比如, 卷8“文学部”中, 包含经史、书籍、博洽、勤学、著作、诗词、歌赋、书简、字学、书画、不学、文具等16 目; 其中的“诗词”目里, 就有关于“乐府”、“诗体”、“苦吟”、“推敲”、“点铁成金”、“爱杀诗人”等的解说。边读书, 边摘抄, 有分类整理之劳, 而无稽核辨正之功。宋元以降, 读书人的笔记, 有的成为“著述”, 有的则只是“摘抄”。关键不在体例, 而在有无自己的发现。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夜航船》没有多少考证,属于资料收集、分类索引, 说不上“成一家之言”。《夜航船》作为专业著述, 意义不大, 可这个编纂过程, 给文章家张岱打下一个学问的基础, 这点很重要。
    读过钱锺书的讽刺小说《围城》的, 大概都对李梅亭的“随身法宝”, 那个“装满学问”的卡片箱颇有印象。想问“杜甫”吗? 好, 随手一翻, 马上就是相关资料。博学的钱先生, 对此举明显语带嘲讽。卡片箱不等于学问,这点没问题, 可读书人为了整理资料及自家思路, 分类做卡片, 其实一点也不可笑。黄宗羲《思旧录》中提及钱谦益如何攻读八家文, 那姿态也很不优雅:“见其架上八家之文, 以作法分类, 如直叙, 如议论, 如单序一事, 如提纲, 而列目亦过十余门。”大家知道, 钱谦益乃清初有名的大诗人, 大学者, 眼界极高, 也都如此读书。关键在于, 别把手段当目的, 误将卡片箱当做学问渊薮。老一辈学者中, 不少人注重抄书或做卡片, 因为, 分类摘抄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不只是记忆, 更包含选择与思考。现在改用电脑查询, 表面上检索范围扩大, 可资料来源没有个性, 你知道的, 我也知道, 我不知道的, 你也茫然。对人文学术来说, 这可不是好事情。有一点必须记得, 功力不等于学问, 可学问必须有功力支持。
    回到张岱的《夜航船》, 所谓记取“眼前极肤浅之事”, 养成博识与趣味, 对于文人来说, 并非可有可无。这个学问基础, 对于成就文章家张岱的真正功业, 也就是我下面着重谈论的三本小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　文集》, 实在功不可没。在我看来, 纯粹的文人“太轻”, 专门的学者“太重”, 张岱的文章之所以“举重若轻”, 跟他的学问不大不小有关。
    开列过著作目录, 该说点得意的事吧。你猜他说什么? 6 岁时随祖父张汝霖在西湖边游览, 碰到陈眉公陈继儒跨一角鹿, 为钱塘游客。陈继儒问张岱的祖父, 听说你的孙子很会做对子, 能否试试? 于是, 指着屏上的《李白骑鲸图》, 出了上联:“太白骑鲸, 采石江边捞夜月。”6 岁孩童应声而答:“眉公跨鹿, 钱塘县里打秋风。”除了对得工整, 还略带一点调侃的味道, 确实是才思敏捷。难怪眉公大笑, 说:“那得灵隽若此, 吾小友也。”平生那么多遭遇, 为何单取一儿时轶事? 大概就为了最后那句叹息:“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儿时“灵隽若此”, 老来才会感叹“一事无成”。不是真的一事无成, 而是相对于儿时的睿智与灵敏, 不免略感失落。
    大家应该记得,《世说新语·言语篇》里, 有一则“小时了了, 大未必佳”的逸事。少年孔融的反唇相讥, 其实不太成立: 老大不佳者,“小时”未必都“了了”。可儿时聪慧, 毕竟还是很令人欣慰的。我相信, 行文至此, 张岱颇为得意。一方面是自嘲, 一方面也是自夸, 用调侃的语调, 掩盖几乎压抑不住的得意之色。因此, 张岱的《自为墓志铭》不是检讨书, 也不是忏悔录。
    接下来的“因思古人”,“皆自作墓铭”的例子, 举出来的王无功是王绩, 陶靖节即陶渊明, 徐文长乃徐渭,这些人都有自叙或自为墓志铭传世。张岱说, 我想学他们, 可刚落笔, 就觉得自己“人与文俱不佳”。踌躇再三,终于想通了:“第言吾之癖, 则亦可传也已。”平生一事无成, 想来想去, 唯一可传的, 是我的个性、性情与癖好。请注意, 文人自述, 可以有牢骚, 有不平, 有自嘲, 但不能说得太过分; 要是给人“一无可取”的印象, 那可就糟了。在自我嘲笑的同时, 还得给读者一点希望, 在张文, 就是“吾之癖”可传。
    我们很可能马上联想到, 张岱对于“癖”的偏好。而这, 正是整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前面讲袁中郎时, 我提到这个问题; 而在《陶庵梦忆》和《琅　文集》里, 这问题再次凸显。《陶庵梦忆》卷4《祁止祥癖》, 有这么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 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 以其无真气也。”这话张岱本人肯定很得意, 因此, 后来又把它引入《琅　文集》卷4《五异人传》:“岱尝有言: 人无癖不可与交, 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 以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之癖于钱, 髯张之癖于酒, 紫渊之癖于气, 燕客之癖于土木, 伯凝之癖于书史, 其一往深情, 小则成疵, 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 而五人之负癖若此, 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这五个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 但都有某种特殊爱好; 正是这“疵”与“癖”, 显示其“真气”与“深情”, 故可传。而“我”呢, 也是一个有疵有癖的人, 比如, 好鼓吹, 好骏马, 好古董, 好华灯, 好烟火等。这些癖好, 在一般人眼中, 都是不务正业。张岱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 这正是自己有深情、有真气的表征。我有毛病, 可我有真性情, 所以可传。在自嘲中, 张岱其实还是有所坚持的。这个“坚持”, 就是对自己的有癖好因而一往深情的个性, 有特殊的理解和体认。
    关于这一点, 必须略做辩正。当代散文家黄裳特别崇拜张岱, 有真理解, 也有很精彩的论述。可他在《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中, 指《自为墓志铭》为“一个地主阶级大少爷的‘忏悔录’”, 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 这点可以忽略不计, 关键是“忏悔录”三个字, 让人觉得突兀。在《关于张宗子》里, 黄裳进一步阐发:“我国文人之能为《忏悔录》如法兰西之卢骚者, 乃更无第二人。”这里说的, 当然就是《自为墓志铭》。可我以为, 张岱的“极爱繁华”, 以及自称“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等, 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 与卢梭的《忏悔录》更不是一回事。是自嘲, 但自嘲中有所坚持。这必须回到晚明文人的心理状态以及文化趣味,才能准确理解。假如你明白, 晚明文人把“性情”看得比“功业”还重, 你就会意识到, 张岱的“自嘲”, 其实包含着“自夸”。将《自为墓志铭》和《祁止祥癖》、《五异人传》放在一起阅读, 不难明白这一点。
    《陶庵梦忆自序》说到:“遥思往事, 忆即书之, 持向佛前, 一一忏悔。”确实有“忏悔”二字, 可你仔细读下去, 他忏悔什么? 忏悔好鲜衣, 好美食? 没有; 忏悔“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 也不像。不管是《陶庵梦忆》, 还是《西湖梦寻》, 都是在“寻梦”, 寻找早已失落的“过去的好时光”。国破家亡20 年后, 追忆昔日的繁华, 这个繁华, 包括家国、都市以及个人生活, 有的只是感叹与惋惜, 而看不出什么刻骨铭心的自责或反省。所以, 说是“忏悔”, 我觉得过于夸张。我们知道,“寻梦”和“忏悔”不是一回事。对于往事的追忆, 当事人津津乐道, 后来者心向往之, 而这, 正是张岱文章魅力所在。美国学者欧文(Stephen Ow en) 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最后一章“为了被回忆”, 也曾提及《陶庵梦忆》。欧文的意见是:“无论是在自序里还是在回忆录的本文中, 我们发现的只有渴望、眷恋和欲望, 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悔恨和忏悔。” 这与我的观点很接近, 只是我的看法更趋极端: 张岱不只毫无忏悔之意, 甚至还有夸耀之心。夸耀什么? 夸耀自家的“真性情”。
    其实, 将卢梭的《忏悔录》引到中国语境, 用以比附古代中国文人的, 还有钱锺书先生。钱先生的《管锥编》谈到《汉书·司马相如列传》, 也有类似的说法:“虽然, 相如于己之‘窃妻’, 纵未津津描画, 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 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 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把天下《忏悔录》的开山, 拉到中国来, 而且一搁就是2000 年前的汉代。这考证, 很令人振奋, 但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因为, 传统中国人, 其实是缺乏“忏悔”意识的。佛教确有“忏悔”一说, 但那是持律的需要, 而且针对的是“杀生”等佛教戒条。我们读南朝沈约的《忏悔文》, 检讨夏天被蚊子叮时, 不该“忿之于心, 杀之于手”。真正从社会人生的角度“忏悔”, 而且“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那正是中国人所欠缺的。
    钱先生的比附, 在我看来, 最大的问题, 很可能是“时代倒错”。班固《汉书》的《司马相如列传》, 大体上沿袭司马相如的《自叙》。后者对于琴挑卓文君, 确实是既不隐讳, 也不羞愧。因此, 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时, 才会嘲笑司马相如说, 别人的自叙、自传都是表彰祖宗功德和自家业绩, 你可好, 连琴挑卓文君这么不道德的事情都写进来了, 实在太不应该。钱锺书则反其道而行之, 说你看, 他把自己这么不道德的事情都写出来, 不是《忏悔录》是什么? 其实, 同是“琴挑卓文君”, 唐人刘知几认为不道德, 是伤风败俗的举动; 汉人司马相如则觉得这是风流雅事, 不只没必要隐瞒, 还可以炫耀。所以, 是否属于“忏悔录”, 取决于立说时的心理状态。傲世越礼的司马相如, 对自己的特立独行, 很是得意, 在自传里讲述当年如何“琴挑卓文君”, 根本就没有忏悔或自我反省的意思。只不过斗换星移, 到了唐代, 道德标准变了, 刘知几觉得此举惊世骇俗。又过了1000 年, 钱锺书以唐人的评价来解读汉人的心态, 于是出现了“过度阐释”。
    与此相类似的, 可以举出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洪迈论及《琵琶行》时, 嘲笑白居易不该夜入妇人船中,相从饮酒, 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接下来的责问, 更是义正词严:“岂不虞商人者, 它日议其后乎?”你就不怕商人日后到处说你的坏话?对这段妙语,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作了辩正: 白居易邀请妇人过来饮酒, 而不是跳到人家船上去。既然是独居的茶商外妇, 空船上怎么办得起如此盛筵? 再说, 诗中并没说明何时散宴, 你怎么会有半夜才离去的想象?如此读诗,“可惊可笑”。更重要的是, 陈先生称, 这牵涉到古今社会风俗之不同,不能不辩。唐宋两代, 男女礼法, 相差甚远。“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 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 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 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元稹撰《莺莺传》, 极力夸耀自己的始乱终弃, 而友朋们也都视为当然, 原因就在这里。关于后者, 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有专门论述。
    我当然明白, 卢梭的“忏悔”, 并非毫无隐瞒, 也说不上格外深刻。研究者提醒我们, 卢梭撰写《忏悔录》时,披露的多是“无关紧要”的缺点。在这个意义上, 所谓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 或者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说法,“触及灵魂深处”, 不说绝对没有, 但确实很难。只不过比较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 前者更具有“忏悔”的习惯与传统。
  二、关于民俗与寄托
    《陶庵梦忆》、《琅　文集》、《西湖梦寻》这三册小书, 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遥思往事”。一是“往事”, 一是“遥思”, 均相对于此时此地的生活。我们知道,“距离”产生美感。诉说遥远的往事, 很容易带有温情, 而这种温情, 多少掩盖了事物原本存在的缺陷, 只呈现其“富有诗意”的一面。
    明清易代, 天崩地裂, 张岱的“遥思往事”, 不能不带有更多的温情与想象。但这还不是我主要关心的问题。我想追问的是, 张岱的“遥思往事”, 选择了哪些, 又遗落了哪些。这其实大有讲究, 体现了作家的历史意识与文化趣味。明清易代, 很多人在写前朝遗事, 而且都很动感情, 因其中寄托了故国之思。张岱有点特别, 追忆的不是文人雅事, 更不是军国大业, 而是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原先的缺点,
    比如“好华灯, 好烟火, 好梨园, 好鼓吹, 好古董, 好花鸟”等, 如今反倒成了好事, 起码使他的记忆非同寻常, 不只五光十色, 而且真实生动。当初张岱如果跟一般读书人一样, 很“务正业”的话, 我相信, 日后写不出如此流光溢彩的好文章。怎么说呢, 假如原先是个留意功名或关心世事的读书人, 即便他想写华灯烟火, 梨园鼓吹, 也都写不好,因为没那个感觉。“少为纨绔子弟”, 张岱的沉湎游玩, 无意功名, 在原先的评价体系里, 是“没出息”, 或者“不正经”。可时移事迁, 经国大业无能为力, 日常生活的意义得以凸显。而谈论日常生活, 尤其是乡风市声、人情世态、民俗节庆、说唱杂耍等, 见多识广的张岱远比一般读书人在行。所以我说, 早年的“极爱繁华”, 其实成就了作为散文大家的张岱。这一点, 只要比较明亡后诸多遗民的写作, 就能明白。
    明清笔记中, 并非全都是军政大事, 也有涉及社会生活、文化风俗的, 但像张岱写得这么细致, 这么生动,几乎绝无仅有。举个例子, 同是写城市, 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就显得过于“冠冕堂皇”, 侧重表现宫殿、寺庙、名胜以及文人雅趣, 和张岱的关注日常生活, 描摹社会风情, 很不一样。因此, 我非常欣赏周作人的一句话, 他说:“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 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 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这话出自《泽泻集》里的《陶庵梦忆序》, 那是他给俞平伯重刊本《陶庵梦忆》写的序。
    俞平伯1924 标点刊行了清人沈复的小说《浮生六记》, 1927 年又标点刊行了张岱的小品集《陶庵梦忆》。夹在这中间的, 还有同为北京朴社刊行的自撰诗集《忆》。这册1925 年刊行的旧体诗集, 从内容到形式, 都适合于怀古: 线装, 手写影印, 配有18 幅丰子恺的插画, 很是精致。那年, 俞平伯只有26 岁, 追怀的是童心、薄影、刹那间的情怀, 所谓“小燕子其实也无所爱, 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梦里吧了”。这种心境, 与张岱的《陶庵梦忆》相当契合。当然, 这与俞平伯出身世家——他是俞樾的曾孙, 对传统文人的生活和趣味有特殊的感受, 大有关系。
    我认为山水意识的兴起对中国人审美趣味有深刻影响。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中, 有句话说得很好:“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 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魏晋以降, 山水精神与自我意识结伴而行, 真是“相看两不厌”。这一点, 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至于都市庶民的日常生活, 虽然在宋元明清的众多笔记, 以及“三言二拍”之类白话小说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但不太为文学史家所重视。我们重视屈原、杜甫那样的忧国忧民, 也喜欢陶潜、王维那样的潇洒散淡, 至于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文学表现, 反倒没有给予足够的欣赏。法国学者谢和耐(J acquesGernet) 的著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以《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笔记为主要素材, 构建南宋都城杭州的日常生活。其实, 我们可以用张岱的文章, 比如《陶庵梦忆》、《琅　文集》、《西湖梦录》等, 再参照同代人的相关著述, 来复原明末江南的日常生活。说实话, 就对民俗工艺、民间文化和都市风情等的理解与把握来说, 张岱的文章, 远在许多史书与方志之上。
    说到都市生活, 有一点必须提醒, 那就是贵族趣味和民间趣味的融合。基于阶级斗争学说, 以前我们更多强调贵族趣味与民间趣味的对立, 似乎二者泾渭分明, 可仔细观察, 在都市的日常生活里, 二者无法截然分清, 甚至还有合流的倾向。最明显的, 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对西湖的鉴赏, 一是对京剧的喜欢。那么多人热爱西湖, 有达官贵人, 也有平民百姓。这种共同的审美倾向, 更落实在“梨园趣味”上。徽班进京以后, 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京城里的平民百性, 大家都叫好。如此文化娱乐活动, 贵族玩, 平民也玩。表面上, 雅有雅的趣味,俗有俗的偏好, 可实际上, 很容易“交叉感染”。“好梨园, 好鼓吹”, 并不限于某一特殊阶层。就在“都市”这一生活空间里, 我们原先设想的泾渭分明的贵族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边界, 某种程度上被淡忘, 被超越。
    在《陶庵梦忆》里, 谈得最多的, 是戏剧, 是节庆, 自然风景反倒退居其次, 不再是独立的日月山川, 风景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诸位把它跟袁中郎等人的山水游记对比, 便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 这也与西湖的特点有关, 这是都市里的山川, 人工化的自然, 而不是真正的山水。郦道元写遍天下名川, 徐霞客从东南走到西南, 看到的是真山真水, 而张岱则只是固守杭州。《陶庵梦忆》等三书, 眼界几乎没有超出西湖, 描写的就是杭州这么个繁华都市。叫他“都市诗人”, 我觉得还是相当准确的。
    西湖不大, 可在“都市诗人”眼中, 照样别有洞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请看《西湖七月半》。“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 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不写西湖, 也不写月色, 写的是在西湖边看月的人。什么人呢? 张岱列了五种。第一种, 只顾在楼船箫鼓里, 享受灯火和优伶,“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第二种呢,“亦船亦楼, 名娃闺秀, 携及童娈, 笑啼杂之, 环坐露台, 左右盼望, 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请注意“左右盼望”四字, 很传神。第三种更进一步, 名妓闲僧, 浅斟低唱,“亦在月下, 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不能说他们不看月, 也看, 但有表演的成份, 希望别人注意到他们在看月。第四种, 不舟不车, 不衫不帻, 酒醉饭饱, 唱无腔曲, 什么都看, 又什么都没真看。第五种境界最高, 值得认真品味:“小船轻幌, 净几暖炉, 茶铛旋煮, 素瓷静递, 好友佳人, 邀月同坐, 或匿影树下, 或逃嚣里湖, 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 亦不作意看月者, 看之。”如此澹泊素雅之士, 逃到里湖, 无意引人注目, 可还是未能躲过作者的目光。叙述者“我”, 不在此五种看月人中, 只是扮演观察者身份。月一无可看, 西湖也没什么好说的, 可看月人的心态, 却值得好好把玩。从达官贵人的摆阔, 到小名士的作态, 再到高人的雅素, 全都尽收眼里。
  杭人游湖, 平日早出晚归, 就因为西湖七月半太有名, 不看不行, 于是全都赶来了。话里话外, 有些许讥讽的味道。终于完成看月的“仪式”, 众人各自归家。岸上的人, 湖里的人, 逐渐散尽。这时候, 我辈方才登场。前面那一段呢,“我”在哪儿? 我在湖中观看各式各样的看月人; 虽没出场, 却是个重要的存在。小舟靠岸, 夜色已深, 断桥石磴也凉了,“席其上, 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 山复整妆, 湖复　面”。“　面”, 即是洗脸。游人散尽, 湖光山色方才恢复清新的面目。这时候, 前面提到的那第五种人, 也就是“或匿影树下, 或逃嚣里湖”的雅士, 也都出来与我辈互通声气。于是,“韵友来, 名妓至”, 或唱歌, 或弹琴。大家知道, 晚明名妓的文化修养大都很高, 文人也喜欢与其交往。
    同是江南繁华地, 杭州西湖的“艳名”,远不及南京秦淮河, 这似乎不能归之于城市的经济实力, 或者女性的姿色容貌。照余怀《板桥杂记》的说法,“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 多有宗室王孙, 乌衣子弟, 再加上南都贡院与秦淮歌舍比邻, 秋风桂子之年, 举子留恋声色, 纵情诗酒, 更促成此一段旖旎风光。可更值得注意的是, 秦淮名妓与当世才子的亲密交往, 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董小宛与冒襄、顾媚与龚鼎孳, 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其相亲相爱, 相敬相慕, 以及国难当头时的相知相助, 在普遍轻视女性的传统中国, 几乎成了“千古佳话”。这在客观上大大提升了秦淮名妓的声望。事过境迁, 我们常在明清文人的诗集、笔记或传奇里, 见识这些“秦淮名妓”的身影。至于很可能同样出色的“西湖名妓”, 则因没有很好的文字记载, 不再被后世的文人学者所追忆。
    文章最后两句, 值得认真品鉴。终于, 月色苍凉, 东方将白, 连韵友、名妓也都走了, 这时候, 方才是“我”的西湖。“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 香气拍人, 清梦甚惬。”这种雅趣, 落在陈眉公、袁中郎笔下, 很可能大加渲染, 而张岱则只是一笔带过。十里荷花之中, 小舟飘荡, 香气拍人, 此情此景, 确实很美。可若是加以发挥,或者略为炫耀, 马上变得造作, 不可爱。饱经沧桑的张岱, 只是淡淡一笑, 自己享受就是了。此种佳妙, 需要心领神会, 说多了, 反而显得俗气。
    中国文人, 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才子, 有品味、有雅趣的, 往往孤芳自赏。张岱没有这个毛病。读他的文章,你感觉不到徐渭、李贽那样的愤世嫉俗。不是不懂, 而是看透, 一切都经历过, 也都明了, 因此, 看人看事, 比较通达, 也比较洒脱。一个明显的标志, 就是不怎么愤怒与孤傲。举个例子, 西湖看月的五种人, 尤其是前四种,显然与张岱的趣味格格不入; 可下笔时, 作家很有分寸, 略有嘲讽, 但相当温和。尤其是最后, 作为审美理想的“我”登场, 还与“向之浅斟低唱者”互通声气。也就是说,“我”并不特别孤单, 西湖里像我这样的雅人, 还有不少。高雅之士而具有“平常心”, 这点很难得。
    可以相对照的, 还有《湖心亭看雪》。“大雪三日, 湖中人鸟声俱绝”, 我独往湖心亭看雪。天地间竟如此空旷。金圣叹撰《读〈第五才子书〉法》, 说《史记》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 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卷首有小沙弥怀林的“述语”, 提到李贽之所以热中于评点《水浒传》:“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 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 故评之为尤详。”
    “一肚皮不合时宜”,“一肚皮的抑郁不平之气”, 意思都一样。都是“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有了这一肚皮的愤懑与不平, 写文章时, 才有所寄托, 才不会被书史、山川、技巧等给压垮。不读书的, 空空荡荡; 有知识的, 又容易变成两脚书橱。可见, 不管是艺人还是文人, 高明之处, 在学识, 在阅历, 在技巧, 但更在情怀。有所寄托, 有所沉湎, 有所超越, 方才谈得上“出类拔萃”。这里说的是“彭天锡串戏”, 可也不妨理解为“夫子自道”。
    张岱的文章写得好, 同样也是因他有一肚皮书史, 一肚皮山水, 一肚皮机械, 一肚皮不平之气。单有“不平之气”, 未见得就能成为好作家, 这点我想大家都能明白。张岱的好处, 在于他把“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山水、机械等糅合在一起, 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赞叹不已的《陶庵梦忆》等集子。
  三、关于绚烂与平淡
    张岱的文章, 不像公安派“机锋侧出”, 所以没有给人“芽甲一新, 精彩八面”的感觉。一开始读, 你很可能不觉得特别爽口。没有刻意经营的“精彩”, 甚至显得有些平淡。第一印象是“干净”, 碧空万里。文字干净, 不是“没词”, 而是思想敏捷, 表达准确。只是这种文章境界, 不太讨少年人喜欢。而且, 干净的文章, 必须有绚烂作底, 才可读, 才不至于一转而成干枯。《陶庵梦忆》里说唱戏, 说放灯, 说扫墓, 说竞渡, 说说书, 说品茶等, 既是妙文, 也是绝好的社会文化史料。所述各事, 和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等很接近; 但要说文章, 可就相去甚远了。这种文章趣味, 这种洒脱心境, 是周、吴等所没有的。毕竟是经历过公安性灵、竟陵幽深的陶洗。表面上是“忆即书之”, 无意为文, 实则大有讲究。
    这种讲究, 我同样举两个例子。一是《闵老子茶》, 这是另外一篇文章《茶史序》的节写。《茶史序》前后各有一段, 前一段是“周又新先生每啜茶, 道白门闵文水。尝曰:‘恨不令宗子见。’”这个周又新, 就是《闵老子茶》开篇提及的周墨农; 至于闵文水, 不用说, 就是文章主角“闵老子”。下面的文字大致相同, 只是作为序言,最后还得转回所序的《茶史》。张、闵二君, 英雄相惜, 遂定交, 此后“饮啜无虚日”。品茶之余, 拿出《茶史》, 细细论定, 刊行天下, 让好事者略晓茶理的精妙。这种对市井奇人的欣赏, 让你联想到吴敬梓《儒林外史》的结尾, 或者阿城的《棋王》。
    这些寄托着文人生活理想的“奇人”、“奇事”, 关键不在“一技之长”, 而是“一往情深”。“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类似的说法, 袁宏道的《瓶史》已着先鞭, 比如“好事”那一则, 就有这么一句:“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 皆无癖之人耳。”而张岱接过这一思路, 大加演绎, 在《祁止祥癖》、《五异人传》等文里, 将其精微处, 发挥得淋漓尽致。与袁中郎的空头议论不同, 张岱举了好多例子, 说明“有癖”如何“可爱”。而且,将此趣味, 落实在几乎所有文章中。就像这则《闵老子茶》, 说的也是“我”和周、闵三人无伤大雅的同好、同癖。
    张岱擅长写人, 而且以细节为主。三言两语, 便足以流传千古。这种笔调, 最直接的渊源, 应该是《世说新语》。《陶庵梦忆》里的不少人物, 包括张岱自己, 都颇具晋人风韵。但还有一点, 这种笔墨的养成, 我怀疑跟张岱的好说书、好梨园有关系。写的多是奇人, 选用的又都是传奇性的细节, 干脆利落, 要言不烦, 让你“拍案惊奇”。我认为应该关注“笔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功用, 这种兼及“散文”与“小说”的著述形式, 对于文体的转换与革新, 关系重大。
    因“少为纨绔子弟”, 张岱见多识广, 波澜不惊。像“独往湖心亭看雪”, 或者“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 这样的雅事, 出自袁中郎、陈眉公笔下, 会有炫耀的嫌疑; 只有张岱, 淡然一笑, 点到为止。这是因为, 繁华靡丽, 过眼皆空, 经过了, 也就不太稀奇。所以说, 张岱后半生的“平淡”, 是以前半生的繁华靡丽为前提的, 这是第一点。第二, 毕竟是国破家亡, 披发入山, 此时的“好弄笔墨”, 不可能重弹太平岁月的老调。易代之际, 读书人地老天荒的感觉, 使得其文章不可能过于“空灵”; 即便出于“平淡”的口吻, 也都显得很不平淡。第三, 张岱不只见识广, 而且读书多。《四书遇》、《夜航船》等, 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 但有一个好处, 证明张岱确实读了好多书。有这样的“绚烂”做底, 张岱的“平淡”, 于是非同一般。
    另一个例子是《夜航船序》。“天下学问, 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为说明这一点, 张岱讲了个故事。有一个和尚, 同一个读书人一起坐夜航船, 一路上, 读书人高谈阔论, 和尚很害怕, 觉得自己没学问, 只好蜷缩在船角。可越听越不对, 和尚终于发问: 请问相公, 澹台灭明——那是孔子一个学生的名字, 是一个人呢, 还是两个人? 读书人回答: 当然是两个人啦。和尚又问: 那尧舜呢? 读书人更是理直气壮: 当然是一个人。和尚笑了笑:“这等说起来, 且待小僧伸伸脚。”就像张岱说的, 这种“眼前极肤浅之事”, 我辈必须记取, 免得大小和尚动不动就要伸伸脚。
    说到这, 还有件趣事, 同样值得一提。在《一卷冰雪文后序》里, 张岱讲到, 昔日张凤翼刻《文选纂注》, 有个迂腐的读书人追问, 既然是文选, 为什么还有诗? 张凤翼跟他说, 这是昭明太子所辑, 干我什么事。那读书人还不依不饶:“昭明太子, 现在在哪儿?”张告诉他:“已经死了。”读书人说:“既然死了, 那就不追究了。”张答:“即便不死, 你也没办法追究。”“为什么?”“他读得书多。”张岱说, 我很理解这句话的妙处, 所以, 轮到我编《一卷冰雪文》, 也附诗。我同意这个说法, 读书做学问, 确有入门途径, 以及若干必须遵守的规则; 但若“读得书多”, 达到某种境界, 确实百无禁忌, 不被各种现成规矩所束缚。也就是说, 同样的事情, 有人能做, 有人不能做。初听起来, 这很不公平; 可你仔细想想, 是有道理的。比如有些话, 饱经沧桑的人说出来, 很好; 少年人依样画葫芦, 就不太合适了。前些年我回中大, 见到师兄的孩子, 才五、六岁, 背了很多唐诗宋词。那天, 他靠在门上, 父亲问他:“干嘛?”他做沉思状, 答:“断肠人在天涯。”

扬之水

因这深深的眷恋, 以及由眷恋而来的无尽感慨, 促成了《陶庵梦忆》中余韵无穷的怀旧文章。

扬之水

本该集中笔墨于自身, 可这里的贵贱紊乱, 贫富差错, 文武翻倒等, 其实是指向大动荡的时代。

扬之水

这些“俏皮话”, 没有丝毫自责的意思, 更多的是表示自家口味“不俗”。张岱不一样, 当他说到“学书不成, 学剑不成”时, 我相信, 不是志得意满, 而是老泪纵横。

扬之水

中国人之撰写自传、自叙、自为墓志铭等, 多半采取自我调侃的笔调。同样是叙述平生, 可以半真半假, 亦虚亦实, 嘲讽多而褒扬少。从陶渊明、王绩、徐渭, 一直到张岱, 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这种策略, 带有游戏文章的意味, 或者说寄沉痛于诙谐。这就难怪张岱的《自为墓志铭》, 袭取表彰功业为主的墓志铭体式, 但改变宗旨,转为自我调侃。

扬之水

一般所说的“自嘲”, 除了显而易见的自我批评, 往往还隐含着另外两种旨趣: 一是讽世, 一是述志。

扬之水

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感叹, 很可能不是因为人家成功, 而是人家少年时本就没有学这学那的远大抱负。

扬之水

一个人越有才气, 越心高气傲, 晚年的悲凉感就越深。

扬之水

张岱的《自为墓志铭》, 不完全是反语或讽刺, 自嘲之中, 也有真实的成份在。那就是“述志”。在描述自己的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同时, 反衬了原先的人生理想与自我设计。包括汪中等人的墓志铭, 都有这个倾向。

扬之水

在某种意义上说, 自嘲是表, 自颂才是里。用现在时髦的说法, 这就叫作另类的自我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