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2-1-26 13:36 编辑
宋濂与元明诗文格局
摘要：宋濂尽管被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考察其教育背景、交游出处以及文坛作为，他只能算是元明时期的过渡者，并未开创明朝文章风气。首先，他与元代中晚叶馆臣过从密切，深受其文章理念的影响。其次，宋濂在明初的作为，以任《元史》总裁官为最著，却由于修撰过于仓促，致使《元史》基本成为宋濂等人对元代馆臣文献、撰述的一次系统整理。最后，宋濂在明朝的活动时间甚短，又以朱元璋的猜忌、宋濂的谨慎，宋濂未能开创新风。之后更因燕王的篡位、宋濂得意弟子方孝孺以及宗族友朋的被诛杀，宋濂的影响终被强行中止。 关键词：宋濂; 元明诗文; 馆阁文人 人们在讨论宋濂在元明诗文格局中的意义与影响时，颇爱关注他作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影响，而稍稍忽略宋濂人生仕履在各个阶段的巨大不同。宋濂的人生如果可以分期，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至正十八年（1358）前的学隐时期;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间，佐治朱元璋时期;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一年（1378）的明初开国时期。宋濂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时间大约有10年，而其在元朝活动时间有50余年。人们在讨论宋濂师从情形时，注意到黄溍、柳贯等浙东文人对他的影响，每每从浙东文化圈来观照他们的师承关系，却稍稍淡化黄、柳乃元中叶相当活跃的馆阁文臣的身份背景。人们对宋濂在元代的角色，基本定位于山林学隐之类，而每每忽略宋濂固然不曾出任元廷馆职，但却与当时馆臣往来频繁的事实。另外，入明后，宋濂即任《元史》修撰总裁，但以《元史》完成过于仓促，其中大量内容非常依赖元代馆臣们修撰的《经世大典》以及馆臣们的个人别集。因此，宋濂虽任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实际与元代影响极大的馆阁文人、元代馆阁审美倾向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他在明朝所发挥的影响则相当有限。这必须有所辩明。 一、宋濂与元代馆阁文人的深厚渊源 作为封建文人，宋濂在朱明王朝获得了人们梦寐追求的一些东西，成为帝王师，教授帝王子，担任《元史》总裁官，初明“一代礼乐之作，而濂所裁定者居多”。正是这种光环效应，使人容易倾向于强调宋濂对于有明一代文学制作的开启意义，而不甚追究宋濂与故元一朝的实际渊源关系及承继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宋濂生于至大三年（1310），这个时间正值赵孟頫、袁桷、虞集、贡奎、范梈、杨载等南方文人逐渐在京师馆阁形成力量，而到1358年，48岁的宋濂出山辅佐吴王朱元璋之际，元代馆阁文人的盛世刚好落下帷幕，除了袁桷、贡奎、杨载、范梈等人早已离世外，最盛时候出现的馆阁文人揭傒斯、虞集、柳贯、苏天爵等也纷纷去世。至正十七年（1357），黄溍、欧阳玄等人的去世，不仅代表元朝中晚叶以奎章阁文人群为代表的馆阁文人黄金时代的谢幕，而且也意味着宋濂成为开国馆臣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正是元代以奎章阁文人为代表的馆阁文人影响巨大、披及一代的首尾时间。而细究宋濂与元朝中晚期馆阁文人的关系，能看出其文章观念的形成与元代奎章阁文人群为代表的馆阁文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考察宋濂出山之前的交游、师从情况，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浙东婺州馆阁文人群，黄溍、柳贯外还有吴直方、郑涛、胡助、吴师道等人，而这些师友与元代中叶最负盛名的奎章阁文人群交从密切。 首先是柳贯。柳贯是金华浦江人，大德四年（1299）开始出仕为官，延祐时除国子助教，升博士，泰定间迁太常博士，至正元年（1341）为翰林待制。任馆职期间，柳贯频繁参与国家文典制作，文名藉甚，是奎章阁文人圈的重要成员。宋濂在少时即执弟子礼入于柳贯之门，在柳贯死后又为之撰写行状并整理文集，与柳贯关系亲厚。柳贯对宋濂非常推重，认为其文章“雄浑可爱”，年轻辈中无人能及，并认为宋濂若能借其“绝伦之识，济之以精博之学，若更加工不已”，将来必能“驾风帆于大江之中”，担负起将浙东文献推向极盛的重任。 其次是黄溍。黄溍乃元朝延祐首科进士，至顺时候，黄溍因同年马祖常的荐举进入馆阁，仕至侍讲学士，是奎章阁文人圈的核心成员，在虞集、揭傒斯等人相继物故之后，国家典册诏令、勋贤碑铭，黄溍命笔为多，实为一代文宪，被天下学子所宗。宋濂自认为是黄溍“老门人”，侍从黄溍游学最久，也得黄溍思想、学术观念浸润最深：“追念畴昔侍几杖华川之上，先生酒微酡，历论文辞，原乎学术，每至数百言。”黄溍非常认可宋濂，认为其文“温雅俊逸”，迥异于时流而无愧于古，斯文至于宋濂方可谓“不乏人矣”，这个评价在推重复古思潮的元代是极高的。以此，黄溍每每令宋濂代笔以应四方求文者。宋濂也与黄溍感情最为密厚，不仅为其撰写行状，编撰整理文集，而且将黄溍的文学地位推到至为崇高的地位，他认为黄溍当道的时代，天下文宗是虞集、揭傒斯、欧阳玄和黄溍四家，四个人中，虞集“才高而过于肆”，揭傒斯“辞醇而过于窘”，欧阳玄“气昌而过于繁”，不仅学者不容易学习，且不能不说没有弊端，只有黄溍的文章“和平渊洁，不大声色，而从容于法度”，所以追随黄溍而学文者，即便资质有“高下浅深之殊”，却能由黄溍所教规矩而不至于“流于诡僻迂怪”。 除柳、黄两位亲近师长外，诸如胡助、吴师道、郑涛等人亦是元代中叶与奎章阁文人群体交游密集，文章观念、审美倾向非常一致的浙东馆阁文人。像胡助，皇庆元年（1312）由于吴澄对其诗才的推崇，胡助进入京师馆阁文人圈。胡助三度为儒学学官、两度为翰林国史院编修的仕宦时期正是奎章阁文人逐渐走向文坛中心、相当活跃的时期，而胡助也在其时深受滋养。1胡助对宋濂非常欣赏，与黄溍曾私下议论，认为宋濂“高风绝识”，令人“不胜起敬”，至于其文章，胡助认为“负良史之才”，“笔力善驰骋上下，发扬潜隐，追秩班马之迹，非范晔、陈寿辈怀奸挟私者所可同日而语”，“气焰可畏”，以至于自己“览之羞缩，数月不敢言文”，极为推重。 再如吴师道，乃至治元年（1321）进士，多年沉沦地方，直至后至元六年（1340）才因吕思诚等人的推荐入朝为国子助教，再升任博士、教授，最终以礼部郎中致仕而卒。吴师道宦履期间，与袁桷、虞集、李泂、苏天爵、雅琥、陈旅、揭傒斯等奎章阁文人诗文往来相当密切，乃同道中人。宋濂于吴师道名列弟子行，“幸执笔从士列，咸余教所暨”，与吴师道之子吴沉交从深密，曾应吴沉之请作《吴先生碑》，详述其生平、著述，对吴师道为人、为学风范颇为熟悉。还有郑涛。郑涛乃浦江郑氏义门后人，宋濂与郑氏义门关系极深厚，曾与郑涛同学于吴莱、柳贯、黄溍等人门下，郑涛任经筵检讨之际，宋濂曾通过郑涛请欧阳玄为自己《潜溪集》作序，而其《潜溪集》也是郑氏出资整理刊刻的。 宋濂生晚，像虞集、揭傒斯辈与宋濂，诚可谓“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在其著名京师之际，宋濂方为少年，待到宋濂成名之时，他们皆已故去。而诸如欧阳玄、苏天爵等著名馆臣，宋濂又因僻在金华乡野，不曾亲与交从，不过借由宋濂等人的诗文，可以知道他们之间实际每有联系，而且欧阳玄、苏天爵等人的门生、后人也与宋濂颇有往来。宋濂在为欧阳玄文集写的序言中称，“自总角时即知诵公之文，屡欲裹粮相从而不可得”，而欧阳玄给宋濂《潜溪集》写的序言中认为他在翰林院的时间这么久，海内文章无不得以寓目，但却很少见到如宋濂一样有文采者，欧阳玄认为如果宋濂得掌制作之任，一定能黼黻一代。虞集得意弟子陈旅对宋濂的文章也非常倾重。他在《潜溪集序》中评价宋濂文章“辞韵沉郁，类柳公体裁，严简又绝似黄公”，陈旅认为，如果说虞集、揭傒斯算是韩愈辈人物的话，那么宋濂“以浑涵弥纶之道，淳庞冲雅之音”来载道宣文，可谓是李翱、皇甫湜之类的人物了。 至于元代晚期馆臣著名者如张以宁、贡师泰、危素、张翥、周伯琦等人，宋濂与其也每有联系，而交往最多的是危素。宋濂认为危素是继虞集、欧阳玄之后执掌京师馆阁之大家：“文继虞欧之盛，位居廊庙之尊。”而由一则宋濂给危素诗作的题跋可知危素对宋濂的看重以及他们之间往来密切的情形。至正二十四年（1364），危素由岭北归至京城，勉励儿子读书上进，作《训子诗》，宋濂作《题危云林训子诗后》。在题跋中，宋濂将危素训子诗比附为韩愈训子诗，既肯定危素文章风格，又肯定危素文坛地位，奉承婉转而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濂1358年出山辅佐朱元璋，而直到朱明王朝建立期间，他与以危素为代表的京师馆阁文人群还保持密切往来，而危素等馆臣也并不介怀宋濂的身份。而在其时人们心目中也将宋濂与张翥、危素并列，宋濂《〈陶府君墓志铭〉跋尾》就叙录云，江浙行枢密院管勾陶汉生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十四年（1364）之际，在让翰林学士承旨张翥、集贤大学士张公弁、翰林学士承旨危素等人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碑文后，又请宋濂为作跋尾，而宋濂也并不推诿，可见他们对其文坛地位的认同。 综观以上宋濂与元代中晚叶馆臣的渊源关系，可以看到宋濂虽然没有出任元朝馆臣职务，却与其时著名馆臣有师从关系，并在文事上往来密切，而以元代中晚叶馆臣在其时的巨大影响，以及宋濂本人主动学习的态度，宋濂文章理路的形成与元代馆臣的创作理念有着不可忽略的必然关联。 二、宋濂文章理路与元代馆阁文人创作理念的渊源 关于宋濂的文章理路，无论元、明、清三代，人们多认为宋濂文章本乎六经，出入六家，是“以韩、欧之文笔而承朱、吕之嫡派”，它虽“先得法”于柳贯、黄溍，但实际是在两人指导的基础上“加以探本讨源”，以求溯源朱熹、吕祖谦之学，然后做到“其言理直而不枝，其叙事赡而不芜，卤疏而极严缜，恣纵而甚精深，简质而自弘丽，敷腴而复顿挫”，最终才得以“浩乎沛然，赡博渊闳，大放厥词”、“粹然不驳，卓然自立，而人为一代之人者，文亦为一代之文”。这种理路的形成，时人已经认为宋濂“善学近数大家”，与元代中晚期馆臣的创作理念实际渊源深厚，而概括宋濂创作理念形成的根基，又能看出，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文合一，另一方面是推重馆阁气象。 就“经文合一”这一点而言，证据相当充分、确凿。宋濂作文之法最初得意于柳贯、黄溍。作为元代中期著名馆臣，柳贯的文章，“或铺张制作之休懿，或昭明神人之感通，或序列兵戎之功伐，或开陈善治之所急，或推原名教之攸系，肆笔而成，其光焰万丈自不容掩，初未尝区区求工于篇章之间也”。宋濂是柳贯的学生，又亲自整理柳贯文集，为柳贯撰写行状，对柳贯的文章渊源与创作理路非常熟稔。他认为，柳贯自幼受学于经史大家兰溪金履祥，学文于方凤、吴思奇、谢翱，成年之后又游学于赵孟頫、袁桷等名家之门，实际上柳贯深受其时馆阁文人风气影响，故而注重学问的该博崇深。宋濂在为柳贯写的行状中这样评价其文章风格形成的原因：除了“自礼乐、兵刑、阴阳、律历、田乘、地志、字学、族谱及老、佛家书，莫不通贯”外，柳贯对于本朝“故实、名臣、世次”，亦“言之尤为精详”，正因为这样，柳贯的文章才“庶几有德有言”，可以“为一代之儒宗者矣”。黄溍的文章理路与柳贯一样，危素在其行状中叙录其创作路径云：“博极群书而约之于至精，有问经史，疑难古今，因革与夫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亹亹不能休，至于剖析异同，谳决是非，多儒先之所未发，见诸论著，一根本乎六艺，而以羽翼圣道为先务。”宋濂概括老师的创作理路时也认为：“先生之所学，雍其本根，则师群经，扬其波澜，则友迁、固，沈浸之久，超然有会于心。尝自诵曰：‘文辞各载夫学术者也，吾敢为苟同乎？无悖先圣人，斯可已。故其形诸撰述，委蛇曲折，必鬯所欲言。” 由黄、柳这两位对宋濂作文理路形成影响的导师的文章路径可以看到，他们的文章理路完全是元代中叶以虞集等为代表的奎章阁馆阁文人群的文章创作理路，那就是“于经史百氏之书无不究极其根柢”，“以多识为主，贯穿经史，考核百家，自天官、律历、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该通曲委，必欲措诸实用，不为空言”，这种以经为本，糅合百家，追求文章的精深典雅，“文辞奥雅奇丽”，有的放矢的作文理路，恰如人们评价虞集文风所云：“主之以理，成之以学，即规矩准绳之则，以尽方圆平直之体，不因险以见奇也;因丝麻谷粟之用，以达经纬弥纶之妙，不临深以为高也。陶镕粹精，充极渊奥，时至而化，虽若无意于作为，而体制自成，音节自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在以虞集为代表的奎章阁文人群体主持文坛的元代中叶，他们的文章风格代表了时代追求，更兼他们政治地位的影响，于是“遂擅天下，学者风动从之”。黄溍、柳贯等人融入其中，是推波助澜者，而宋濂、王袆等作为其时晚辈，则唯有风从影追。 作为《元史》总裁，宋濂全面裁夺制定了《元史》的撰述体例，历来学者都注意到，《元史》不列文苑传，而只列儒林传，在宋濂看来，元代文艺观总体上是经学与文学合为一体，不可分而为二：“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宋濂以自己的亲历亲受而下结论，认为“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真正以文通显于世的人是“通经能文”者，并非纯经学之士，也非纯文艺之人，这不仅应了前面虞集等人文章风格“遂擅天下，学者风动从之”的说法，而且也确切地表明，宋濂本人作为元朝的山林布衣之士同样也是由通经而能文者。宋濂承认自己非常努力地实践黄溍等人给予自己的作文教导：“先师黄文献公尝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予窃识之不敢忘。于是取一经而次第穷之。有不得者，终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达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晓大旨。然犹不敢以为是也。复聚群经于左右，循环而温绎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圣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范丗扶俗者，数千载犹一日也。然犹不敢以为足也。朝夕讽咏之，沈潜之，益见片言之间，可以包罗数百言者，文愈简而其义愈无穷也。由是去读迁、固之书，则势若破竹，无留碍矣。权衡既悬，而百物重轻无遁情矣。然犹不敢以为易也。稽本末以核其凡，严褒贬以求其断。探幽隠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体。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诬也。由是以定诸子百家之异同，若别白黒而绝无难矣。及夫物有所触，心有所向，则沛然发之于文，翩翩乎其萃也，衮衮乎其不馁也，沨沨乎大无不包，小无所遗也。呜呼！予以五十年之功，仅仅若此。”究核这段条理明晰、平易简质的话，可以看出，宋濂的文章理路完全依循元代馆阁文臣的创作理念，以通经而追求能文，在本乎六经、出入百史的基础上，追求文气的充沛雄浑、文字的晓畅平易。 至于宋濂“推重馆阁气象”的文章理路，则可借由宋濂的生平、交游、宦履与元代中晚叶馆臣心路发展历程看得更加清楚。宋濂的人生履历非常简单清晰：至大三年生，至正十八年开始出山辅佐朱元璋，洪武元年明朝建立，成为馆臣之首，洪武十一年（1378）致仕归婺，洪武十四年（1381）去世。其人生的前48年皆书隐山林，后23年出入馆阁，由深隐到至显，宋濂本人是元明之际由山林而馆阁的典型。 综观元代馆阁文人之于文坛审美气象与创作格局的深远影响，可以看到，一方面，元朝作为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其对武力的崇信，对中原礼乐文治的荒疏陌生，再加上王室权力的频繁更迭，令元朝馆臣在政治权力体系中始终身处边缘，没有话语权，容易与山林文士亲近融汇;另一方面，统治者对于礼乐文治的陌生，又使得本来稀少的文化资源更加集中地掌握在馆臣手中。在元代文坛，那些声名显赫的文人，从姚燧、王恽、程钜夫、赵孟頫、邓文原、袁桷，到虞集、康里巙巙、揭傒斯、马祖常、欧阳玄、黄溍、许有壬，再到危素、萨都剌、周伯琦，甚至杨维桢等，无不是馆阁文人或者为馆阁文人所牢笼的榜中进士，而像赵孟頫、虞集、揭傒斯、康里巙巙、马祖常辈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在奎章阁文人主盟的元代中叶文坛发挥着空前绝后的时代影响力。像历仕元廷五朝的赵孟頫，虽政治上的不能作为令他时时心生归隐山林的念头，但赵孟頫的审美倾向与创作理念由于元廷所给予他的政治地位而令一代学者澜倒，令元代文艺界复古思想深入人心。而曾经作为《经世大典》的执行总裁，文宗皇帝非常信重的侍书学士，虞集也没有在任何实职中发挥作用，虽然难掩内心的失落，每每对山林心存念想，但虞集的政治地位却将他以经为本、出入百史、恢宏阔朗的审美倾向与创作理念推向文坛中心，令一代学子风动从之。应该说，元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得元代馆阁文臣在政治前途失落的前提下，更容易与山林文士亲近接触，而他们的审美倾向与创作理念也由此更便利地渗透到山林乡野世界，有元一代，馆阁文人的创作理念与审美倾向基本成为馆阁与山林的共同审美倾向与创作理念。宋濂生在元朝五十余年，同样是馆阁声气所披靡的学子，他在《元史》“儒林传”的序言中也承认，元代馆臣们主张以通经而显文的创作倾向“遂擅天下，学者风动从之”，于是“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皆在创作倾向上由通经而显文，趋于一致。 元末馆臣张翥论“馆阁之气”时指出，所谓馆阁气象并非一定要身处馆阁之上，“必掞藻于青琐石渠之上，挥翰于高文大册之间”，只要能做到“尔雅深厚，金浑玉润，俨若声色之不动，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长”，“刻画而细、放逸而豪”，不再“滞涩怪僻、枯寒褊迫”，便可谓具有馆阁之象。张翥认为元朝从至元、大德至于至正时候，由于虞集、赵孟頫等大批馆臣的推动，“作者非简古不措笔，学者非简古不取法，读者非简古不属目”，于是“风声气习”，无论山林、馆阁之人皆以成就馆阁气象为创作依归。当宋濂自己由山林走向馆阁，“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之后，他终于意识到馆阁对于居处者的意义在于“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馆阁的根本优越性在于它能改变人的创作气象，而当居处馆阁日久者进行创作时，“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 而镗鞳”。这就是能令天下学者风动从之的馆阁气象，这个观点和张翥的观点几乎一致。 如果说，在宋濂山林学隐的时期，他对于元代中晚期馆阁审美倾向与创作理念的接受还是风气所披、被动影响的话，那么，当宋濂自己成为馆阁重臣，得以亲身体验馆阁经历对于作者心胸、气度、视野的改变，并理性认知和认可馆阁经历会使创作者的创作气象变得“淳庞而雍容，铿 而镗鞳”这一事实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作为新王朝的馆臣之首基本完整地接受了元王朝馆臣的创作理路，并有可能借助他的政治地位在新朝发生披靡一代的影响。 三、宋濂对明朝文坛的影响 论者每以“开国文臣之首”评价宋濂，但有明三百年，宋濂之后的文风却与之迥异，宋濂于明朝文坛的影响到底如何，能否与他的前辈虞集，他的老师黄溍、柳贯辈之于元朝中晚叶文人的影响比肩同列？ 就宋濂在明朝的政治地位而言，他基本可以和虞集的地位相当，超越了他的老师黄溍等人。洪武二年（1369），宋濂充任《元史》总裁，据宋濂学生郑楷云：“时编摩之士皆山林布衣，发凡举例，一俾于先生。先生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纪传之大者，同列敛手承命而已。逾年书成，先生之功居多。”这和虞集在天历二年（1329）出任《经世大典》执行总裁的意义极为相似，虞集同样在修撰过程中“任其劳居多”。《元史》修撰完成之后，宋濂授任翰林学士，之后再迁国子司业、太子赞善。与虞集在元朝职责相似，在明初，凡“郊庙、山川、朝会、宴享大制作，以及四裔贡赏、锡劳敕文，元勋、巨卿碑记刻石”，皆由宋濂命笔，虽白首侍从，而一代礼乐制作，宋濂“所裁定者居多”，“遂为开国文臣之首”。 就馆阁影响而言，宋濂在明初的影响力也无人可及。《明史》载，朱元璋其时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王辉等数十人，择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是。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至于宋濂本人的文章成绩，四库馆臣比较刘基、宋濂、方孝孺三家云：“《刘基传》中又称，‘所为文章，气昌而竒，与濂并为一代之宗。今观二家集，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基文神锋四出，如千金骏足，蓦涧注波，虽皆极天下之选，而以德以力，略有间矣。方孝孺受业于濂，努力继之，然较其品格，亦终如苏之与欧。盖基讲经世之略，所学不及濂之醇。孝孺自命太髙，意气太盛，所养不及濂之粹矣。”就四库馆臣的话而言，宋濂的文章气度在明朝开国文臣中位列第一当之无愧。 洪武时候，时人认为宋濂担任馆臣的文坛影响与元代中晚叶虞集等人的文坛影响一样。贝琼云：“公自五经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考事也博，故发之于文章，奚铲近习之陋，学者翕然宗之。国朝龙兴，遂以布衣侍从之选历十余年，凡大制作，大号令，修饰润色，莫不曲尽其体，实与虞、黄二公相后先已。”但贝琼也直言，对于虞集、黄溍等人而言，他们身处元代中期，乃“重熙累洽”。这个说法非常准确。综观有元一代馆臣格局，虽有南北、多族的融汇问题，但前代与后辈馆臣间的相互学习、迭相师友的情形普遍而平常。作为奎章阁时代的文坛主盟者，虞集、黄溍等人无论是与前辈大德、延祐时期文人圈还是与后辈元末及元明之际的文人圈，他们之间或为僚属，或是同年，或是同学，以此时相聚集、唱酬，构成了一个文化生态环境比较优越的良性循环圈。虞集、黄溍等人的文章观念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倡导还不如说是几代馆阁文人的共同追求，到他们身上发展成熟，集中体现而已，正是因为有前代馆臣叠相累加的影响力，虞集、黄溍等人“黼黻一代之盛”才顺理成章、易如反掌。作为亲见亲历元代文章发展历程的过来人，贝琼对宋濂身上的历史责任深感沉重，但又充满期待：他与虞集、黄溍等人不一样，他处在国家肇造之时，正是国家需要“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观听，使知大明之超秩三五”的时期，他需要以“正声劲气”、以“充塞宇宙”的豪迈，极尽“瑰诡奇绝”之气象来造大明之新风，这将是何其艰难！贝琼在洪武八年（1375）深深地感慨说：“昔公之总修《元史》也，予获预编纂之列，熟其议论，观其仪矩，非一日矣。故知公为深而望公为重，辄为之说如此，尚俟知言于后。”他深知宋濂的才华，所以深深期待宋濂在新朝的作为。 可惜，贝琼言犹在耳，洪武十年（1377），宋濂即以病再三请求致仕归婺。而令后世学者不能接受的是，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因为孙子与胡案的牵连，竟然要被相与十九年，从不曾在其面前“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的朱元璋处死，幸赖太子与皇后极力营救，才以全家流放茂州而免死，其子宋璲、其孙宋慎仍被处死，而在洪武十四年，宋濂自杀于去往茂州的路上四川夔州。更令人痛惜的是，建文四年（1402），宋濂最得意的弟子方孝孺因为忤逆日后成为明成祖的燕王而被磔于市，弟孝友同时就戮，宗族亲友弟子十族数百人受牵连被杀。建文之后，明朝的天下是燕王及其子孙的天下，宋濂所引领的明代文坛因方孝孺及其宗族亲友弟子的被杀而戛然中止。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宋濂备受尊崇的时候，在多疑专制的朱元璋的约束下，宋濂丝毫不敢多言多语。《明史·宋濂传》载，洪武三年（1370）六月，宋濂“以失朝参，降编修”，洪武四年（1371），宋濂任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史》还记载宋濂轶事云：“所居室署曰‘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明史》又记，宋濂与客人饮酒于家，朱元璋秘密派人侦视，次日问宋濂昨日“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 由以上宋濂在明朝的馆阁作为来看，除了主持修撰《元史》，他的其他作为并不显著。至于《元史》，由于修撰过于仓促，它基本依据元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元朝名臣事略》及一些个人文集进行修撰。体例上，各篇之后没有论赞。《元史》舛讹频繁、缺少材料的甄选、没有对人物事件的判断等毛病自其完成之初即遭到人们的批评与指责，除了保留大量原始资料这一优点，《元史》几乎乏善可陈。某种程度而言，《元史》是宋濂对元代馆阁们所撰述文献的一次系统整理，而贝琼所期待的造大明新风的任务，不仅由于宋濂馆阁时间的短暂、朱元璋的猜忌、宋濂的谨慎不能实现，更因为燕王的篡位、宋濂弟子方孝孺以及宗族友朋的被牵连而戛然中止。 综观宋濂与元代馆臣的渊源关系以及他对元代馆阁风气的追随，再考察宋濂在明朝馆阁的作为，以及方孝孺对宋濂时代的终结，我们或许只能说，宋濂是元明时期的过渡者，而贝琼所期待的大明新风却是永乐及其子孙所开启的大明王朝的馆臣们的事业。
|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22-1-26 13:33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