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2-1-5 13:05 编辑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 一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 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思想家,他的诗带有浓郁的哲理意味。沈德潜说诗“贵有理趣”,陶诗便是最富于理趣的。他的诗不是从抽象的哲理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将生活中的感受升华为哲理,又将这哲理连同生活的露水和芬芳一起诉诸诗的形象和语言。所以他的诗既有哲人的智慧,又有诗人的情趣,隽永厚朴,耐人寻味。 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就是崇尚自然。《归去来兮辞》说:“质性自然”,《形影神序》说:“神辨自然以释之”, “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 陶渊明说:“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又说:“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人既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就应避免世俗的牵扰。隐居山林、躬耕田园最符合人的本性。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返回自然集中地体现了陶渊明的人生哲学。在他看来世俗的名禄好像罗网和樊笼,束缚人的天性;只有回到自发的状态与自然保持一致,才能得到自由。陶渊明常常吟咏归鸟:“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 “云无心以出帕,鸟倦飞而知还。”诗人借着眷恋山林的归鸟,表达了他的向往。他又从归鸟悟出人生的真谛,《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的末尾两句涉及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乃是当时的士大夫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陶渊明无意用诗歌作玄学的图解,他只是从生活中体验到一点真理,想说又觉得不必说,不好说,于是采取了一种含蓄的手法。王弼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在这首诗里,“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可以说是象。象是存意的,所以说“此中有真意”。但真意是什么呢?没有说。既然已经得了真意,也就可以忘象忘言,不必将它说出来了。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诗的形象中体会出陶渊明的真意:飞鸟晨出夕还,眷恋山林;宇宙万物亦莫不顺乎自然。人当然也要顺应自然之理,生,受气于大块;死,托体于山阿。这就是诗人在看到南山归鸟的一瞬间忽然悟出的道理。汉代杨王孙说:“吾欲裸葬,以反吾真。”被认为违反了礼制,连他的儿子都不敢从命。陶渊明却说:“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在返回自然的意义上,裸葬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亡是躯体完全地复归于自然,根本用不着恐惧的。 返回自然的思想,包涵着对于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厌恶与鄙弃。虽然它的方式只是消极的逃避,但其中却有反抗黑暗、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积极意义。陶渊明返回自然的思想和他的田园诗,为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开辟了新的蹊径。 返回自然是总的思想倾向。在道德修养方面,陶渊明提出“抱朴含真”作为奉行的原则。“朴”,本是老子的观念,他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复归于朴。”“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老子所谓“朴”有时指道,即宇宙万物的总根源,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有时又指未曾沾染礼法和智巧的淳朴、素朴的人性。陶渊明所谓“抱朴含真”、“抱朴守静”,都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应用朴的概念。关于真,《连雨独饮》说: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 百情远,是忘了世情,但还没有忘天。再进一步,连天也忘却了。但天并末离去,它体现为“真”,即天真。任真才是首要的原则。什么是真呢?《庄子》说:“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又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真”与世俗礼法相对立,指的就是人类自然的本性。“抱朴含真”的意思,即保持这种本性,使它免受礼教的约束或名利的萦扰。“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这些诗讲的都是这个意思。在陶渊明看来,一个人只要善于养真,保持真想,就能独立于污浊的社会之外了。 “抱朴含真”又体现了陶渊明的社会理想。他认为上古生民是最真朴、最淳厚的:“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名教兴起之后,人才渐渐失去了真性:“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他的理想是摆脱礼教加在人身上的种种巧饰、虚伪和名利的欲望,恢复类似上古时代人类的自然本性。如果人人都能如此,那么社会的污浊丑恶就可以随之消除;一个淳朴的“傲然自足”的社会就可以建立起来。正像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所歌咏的:“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他的《桃花源诗并记》生动具体地描绘了这个“抱朴含真”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在这里,“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没有人为的智巧。“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人人从事着劳动。“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没有君主也没有王税。这自给自足、自然自得的桃源,便是陶渊明社会理想的体现。 陶渊明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腐败、黑暗和虚伪,他厌恶这个社会,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仅仅这一点已经显示了他的卓越。但陶渊明对社会的不满,主要是不满意社会道德的堕落。他努力探索社会黑暗的根源,寻求一个光明纯洁的社会,但他找错了门径,找到人性和道德的范畴里。似乎“智巧萌”、“大伪兴”便是社会腐败的根源,只要用“自然”之义去净化人类的道德,就可以达到净化社会的目的。他像一切看不到未来的人一样,只能从往古的传说中寻求理想,他所找到的理想不过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神界”,幽闭在桃源之中,永远得不到实现的机会。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又表现为对于自然化迁的委顺。陶渊明认为“化”是规律,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人也是不断变化的。他的态度便是“纵浪大化”,以一种恬淡的心情顺应自然的规律。 《形影神》诗序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人们由于惜生而产生苦痛,是因为不明了“化”的道理。“神”以自然之理劝说“形”、“影”,所讲的不过是一个“化”字而已。且看“形”与“影”之间的一段对话。《形赠影》说: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湎。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形”羡慕天地山川之不化,痛感人生之无常,主张以饮酒来愉悦短暂的人生,这代表了魏晋时期相当普遍的一种颓废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针对“形”的苦恼,“影”主张立善求名以期精神之不朽。《影答形》说: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影”的话代表了名教的要求。名教本有因名设教的意思。名,既指名分尊卑,又指名誉声望。《三国志• 魏书》卷二十二《卢毓传》:“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可见立善求名是名教为一般士人规定的道路。陈寅恪先生说:" (影)托为主张名教者之言,盖长生既不可得,则惟有立名、即立善可以不朽,所以期精神上之永生。此正周孔名教之义,与道家自然之旨迥殊。”所论极是。 对于“形”“影”的苦言,“神”代表诗人分别予以解释。它先针对“形”说‘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神”用自然化迁的道理破除“形”企求腾化长生的迷惑,是有积极意义的。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广泛流传。晋以后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宣扬服食求仙、养生延年,适应了贵族地主妄图永久保持腐化享乐生活的要求,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提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魏晋玄学家大多迷信神仙企求长生,据说何晏是第一个服寒食散“获神效”的人。嵇康相信服食养生;阮籍也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陶渊明却坚持化迁的思想,认为万物都是变化的,“情随万化移”,“万化相寻异”,否定服食延年之术,这是一种可贵的唯物主义态度。 对于“影”所主张的立善求名,《神释》说: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善恶的标准尚且不一,立善又有什么用呢?陶渊明在《饮酒》中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在一个善恶不辨、是非不分的社会里,立善求名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神释》最后说: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既然化是普遍的规律,那么就纵浪其中,顺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再以生死名誉为念了。“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形迹凭化迁,灵府长独闲”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纵浪大化正是陶渊明一贯的思想。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陶渊明是怎样把崇尚自然的思想运用到人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他用自然作标准去衡量现实,发现了现实的丑恶和虚伪,主张返回自然的人性,返回原始社会的自然与淳朴。他以自然作旗帜,和虚伪的名教、黑暗的政治以及竞逐名利的世俗社会相对抗。这些都是可贵的。然而陶渊明并没有完全摆脱名教的束缚,立善求名对他还有诱惑的力量。崇尚自然和顺从名教两种思想常常在他心中交战,使他不能安宁。他明知酒是“促龄具”,写了《止酒》诗,但还是忍不住常常要酕醄一醉,藉以忘却那缠绕在心头的苦闷。自然与名教的交战,集中表现为归隐与出仕的矛盾。他自二十九岁“起为州祭酒”,到四十二岁辞去彭泽令,前后十三年始终为此苦恼着。《荣木》诗由木懂花朝生暮落,想到自己“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十分感慨,最后一章写道: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干里虽遥,孰敢不至! 他没有忘掉孔子的教诲,也没有忘掉名。他在一些别的诗里又说:“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但他不能为追求功名而违反自然的原则:“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他认为不论是出处潜跃,都应顺乎自然之旨。显誉也是自然得来,不可用矫饰的手段求取。 对于富贵,陶渊明也未曾忘怀,他说:“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可见心中是有斗争的。不过他认为富贵不能苟得:“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也不能违己:“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可耻。”摆在富贵之上的,还有更高的原则即自然。他真正做到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用自然之道战胜了对于富贵的希求,始终不与腐朽的世俗社会同流合污。陶渊明的思想、生活和诗歌最终都达到了自然的境地,在中国古代的诗人和思想家里,他确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二 陶渊明与魏晋玄学 汤用彤先生指出,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学”,它“鄙视汉代‘象数之学’,抛弃阴阳五行等旧说的传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于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应帝王》也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庄都是以自然为至高之境。 魏晋玄学继承老庄思想,特别标榜自然。但玄学家对待名教的态度,以及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异。王弼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他认为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自然的产物,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为则败也。智慧自备,为则伪也。” 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认为设立名教之前的“鸿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会。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 “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他们蔑视礼法,愤世嫉俗,过着佯狂任诞的生活。鲍敬言提出无君论,认为上古时代人性淳朴,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也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人们“含埔而熙”, “鼓腹而游”,过着自然自得的生活。后来“智用巧生”, “背朴弥增”, “尊卑有谱序”, “君臣既立”,于是人们陷入了困苦之中。向秀、郭象继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为一,认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体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鼓们要迂执得多。”所以阮咸长成亦欲作达,阮籍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不肯让儿子学自己那一套。 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但他并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繁琐的训话;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这是与“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异趣,而符合魏晋以来新的学风的。《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陶渊明读经也像九方皋之相马,支遁之解说,不肯拘拘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诗里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庄子•刻意篇》:“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嵇康《与阮德如》诗:“君其爱素德。”可见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就连孔子本人,也被陶渊明道家化了。《饮酒》其二十: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孔子在他笔下已不是其本来的面目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 “‘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有与崇尚自然的旨趣并不违背的成分,陶渊明可以方便地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诗里。《论语•先进》: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曾哲言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董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晳)也。”这一章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但陶渊明只取其中爱好自然这一点意思,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本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了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但陶渊明毕竟不同于那般章句小儒。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诚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确,近于马队”,陶渊明写诗讽谕,末尾说:“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分明表示与他们走着不同的道路。 以上所述是陶渊明所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必须指出,陶渊明对于玄学所讨论的本体论等抽象的哲学问题并无多大兴趣。他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社会理想和美学观念。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陶渊明的诗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根本不同。玄言诗脱离生活,纯是老庄哲学和佛教教义的说教,“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陶诗却是来自生活的,表现了陶渊明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而不是玄学的注疏和图解。 此外,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和胜解,这就是提倡躬耕,并亲自实践。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庄子》书中就曾肯定过躬耕劳动,《马蹄篇》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天地篇》赞扬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盗跖篇》 斥骂孔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庄子》对躬耕的意义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陶渊明不仅长期从事躬耕,而且对劳动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说: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人生所归,归向于道。但不管归向什么道,首先要吃饭穿衣。所以经营衣食是归道的起点,躬耕劳动是实践自然之义的开端。世人视躬耕为拙,同出仕相比这确实是拙,但他宁可坚守这个拙而不肯取巧。他在诗里一再歌咏自己的劳动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劳动中他找到了人生的乐趣。陶渊明提倡躬耕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孔子鄙视劳动,樊迟问稼被他斥为小人。孟子也鄙视劳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他说成是“天下之通义”。陶渊明不赞成他们,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写道: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意思是说孔夫子的遗训太高超了,我景仰之至,可惜难以做到,还是出力气种地吧!这不明明是宣称自己要走“小人”樊迟的道路吗?陶渊明所敬仰的古代的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陈仲子等人,都是名教之外的人物。他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蔑彼结驷,甘此灌园。”他的心是在这批自食其力的隐士一边的。 三 陶诗的自然美 陶诗的美在于真,也就是自然。这同他的思想、生活和为人是完全一致的。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一切如实说来,真率而又自然。《五柳先生传》说:“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饮酒》 诗前小序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这两段话表明了他的创作态度。他写诗只是自娱而非娱人,更不是为了干人。他的诗都是示志之作,不为时论所拘,没有得失的考虑。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陶渊明爱的是自然,求的是自然,自然就是他最高的美学理想。萧统《陶渊明集序》说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黄庭坚说陶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朱熹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这些话正道出了陶诗的风格特点。 陶渊明的诗和生活完全打成一片,正如宋施德操所说:“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他似乎无意写诗,只是从生活中领悟到一点道理,产生了一种感情,蕴含在心灵深处,一旦受到外力的诱发(如一片风景,一节古书,一件时事),便采取了诗的形式,像泉水一样流溢出来。如《拟古》: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首四句描写春之来临,时雨、始雷、众蛰的潜骇、草木的舒展,诗人仿佛听到了春的脚步。燕子翩翩来归故巢,一点也不嫌恶门庭的荒芜。诗人不禁向这老朋友表达了自己隐居的决心,进而试探他们的感情。这一切是多么天真,多么自然!又如《时运》: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清晨,青山从夜雾中显现出来,仿佛洗过一般。雾气渐渐消散,为天宇罩上一层薄云。南风拂来,禾苗被吹得张开了翅膀。这首诗简直是带着孩子般的天真和喜悦写成的,无怪乎长期得到人们的喜爱。陶诗纯以自然本色取胜,它的美是朴素美。我们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意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词藻。如“种豆南山下”, “今日天气佳”, “秋菊有佳色”, “日暮天无云”,全都明白如话,好像绘画中的白描,另有一种使人赏心悦目的韵味。然而,如果仅仅是朴素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陶诗的好处是朴素中见豪华,平淡中有瑰奇。正如前人所说,“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 “词直意婉”,“词淡意浓”。“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是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陶诗完美地统一了朴素与豪华、平淡与瑰奇这些对立的审美范畴,达到了自然化的境地,陶诗独特的艺术成就即在于此。 陶诗所描写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这些在别人看来平平淡谈的东西,一经诗人笔触,就给人以新鲜的感觉。例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写夏日闲居的恬适心情,“贮”字用得多么有趣,好像凉爽都贮存在林下,随时可以汲取一样。南风也体贴人意,为人撩开衣襟送来凉意。又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两个“亦”字表现物我契合的境界,也是极平淡而又极有趣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仅仅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以及出乎意外见到大雪时的惊喜之情。《归园田居》其五: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不过是极平常的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束照明用的荆薪,出自陶渊明笔下,便有了盎然的生趣。农村生活的简朴,邻人的亲切,以及乡间风俗的淳厚,全都呈现在纸上,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陶诗的确淡,但淡得有味,是由至醇至厚转成至淡,是美的极高境界。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和雕凿的,只是不露痕迹,自然得很。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例如《杂诗》十二首屡次写时光的流逝,一曰“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二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三曰“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四曰“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五曰“去去转欲速,此生岂再值”;六曰:“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七曰“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语句表达,都锤炼得十分精粹。掷人而去的日月,不肯待人的岁月,催人老的四时,都被赋予了生命。那掷字、待字、催字下得何等有力!“去去转欲速”,是说越到老年时间过得越快;“前途渐就窄”,是说越到老年人生的道路越窄,都是体验深、容量大、言简意赅的诗句。“壑舟”二句用《庄子•大宗师》的典故,也极其自然。如果没有高度的驾御语言的技巧,怎么能将诗写到这样纯熟自然的地步! 陶诗富有哲理,但不是抽象枯燥的哲学说教。他的诗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些朴素自然的诗句,都像格言一样,言浅意深,发人深思。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是很中肯的评论。 在中国古代的诗人里,陶渊明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和为人确有令人不能不钦佩的地方。他的自然、朴素和淳真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决非那些“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时髦作品所能比拟的。辛弃疾在一首《鹧鸪天》里写道“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元好问在《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里也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辛弃疾和元好问都可以说是陶渊明的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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