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2-1-1 16:58 编辑
论西晋诗学
摘要:本文从西晋诗学的展开——西晋诗学的特征——西晋诗学产生的原因——西晋诗学的意义四方面,论证了西晋诗学的内涵在于:众多有才华的诗人创造了新的诗歌美学;以才高辞赡、举体华美、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縠的诗歌,形成了新的诗歌经典;决定了刘宋、齐、梁、陈,乃至初唐一百年诗歌发展的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后的“元嘉体”、“永明体”、“宫体”和初唐诗歌,都是对西晋太康以来的形式美学的延续、继承和发展。风骨与情采、诗歌精神与诗歌漂亮的毛羽相辅相成,不可缺或。建安风骨和西晋太康的宫商声律、文采情辞——使“太康”和“建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建安风清骨峻的路,太康情采绮靡的路;诗人都没有走错,也没有白走,在合起来的大方向前面,一轮盛唐诗歌帝国的红太阳正冉冉升起。
《三国志》众英雄空忙一场。公元265年,司马炎迫使魏帝“禅让”;十五年后,又南下灭了东吴。破蜀、代魏、灭吴——演义结束,终成——三国归晋。汉末差不多七十年来的分裂、割据,至此告一段落。由分裂、割据带来血与火的洗礼,慷慨与苦痛的歌唱也暂告停息。新的统一大帝国,开始告别阴霾转向晴朗的天空。
那是——新的政令、新的气象,新的人物、新的春天。请读一读左思的作品——这位来自山东、出身小吏家庭的诗人,已经和其他敏感的诗人一样,嗅出了空气中春天的气息。写出了他敲开洛阳上流社会大门的——《三都赋》。在《三都赋》的结尾,左思用坚决的态度、自信的立场和强硬的语气,大声警告那些留恋旧朝,不敢正视现实的人们说:
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
左思以三都归于一都,喻三国归晋;以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世上没有两个帝王,喻新晋朝的统一。那是对新朝气象的赞美,对开国伟业的颂歌;一种愿意在新朝干一番事业的表态。从分裂到统一——这就是《三都赋》的主旨。 《三都赋》宣告前朝的结束,前朝文学的结束;宣告新的时代,新的文学——西晋诗学将要君临天下了。 一、晋人的美学开始激动人心:西晋诗学的展开 结束三国后的西晋,犹如群山归顺五岳,江河注入大海;三国人才云集,八方俊杰来京,在太康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诗人。 新朝、新政、新人、新的时代、新的创作心态以及纸在和平条件下大批量生产,写作、抄写、复制、收藏变得容易和普及的情况下,决定了西晋诗学在创作题材和艺术表现方法上的开拓创新;表现了与前朝,包括与建安诗学截然不同的新景象。 (一)拉开西晋诗学序幕的张华 先是妙解音律的傅玄,用汉魏以来的乐府诗体表现更为广阔的内容。描写社会问题和妇女问题,多有感人的佳篇。一些描写爱情的小诗,宛转清巧,既善比兴想象,又富音乐节律;已经和音节激扬、笔法古直、语言刚劲的建安有所不同,包孕了一种新诗风;到巧用文字、务为妍冶的张华出现,才确定了西晋诗歌的大方向,一点一点拉开西晋情采诗学的大幕。 张华是西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作为西晋初年诗坛的坐标,张华主要有两个贡献: 一是通过学习、倡导王粲的“情辞”,把魏响转为晋调;把建安以来的慷慨激昂,变为西晋的清丽靡嫚;把“风云气”,换成“儿女情”。张华魏末时作《鹪鹩赋》托物言志,得到阮籍的赞扬;入晋后,以《情诗》脍炙人口;《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茂先摇笔而散珠。”《乐府》篇说:“张华新篇,亦充庭万。”《明诗》篇说:“茂先凝其清。”《才略》篇说:“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张华以“情多”的诗歌创作,改变建安以来重“气”和重“风骨”的诗歌潮流。所以锺嵘说他:“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二是张华位居高官,名重一时,在政治和文学上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爱惜人才,奖掖后进,提携新锐;当时俊彦如陆机、陆云、左思、陈寿、束皙、挚虞等人,均出其门下。 亡国的西蜀诗人和东吴诗人,刚到洛阳,无疑是失落而寂寞的。张华了解他们,鼓励他们,赞美他们,邀请去他家作客。一时间,张华家的客厅,成了三国归晋以后重要的文化沙龙和文学集散地。这些情况,在《晋书》、《南史》、《世说新语》里多有记载。在张华的努力下,至太康,西晋诗坛,突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诗人、作家,如钟嵘《诗品序》说: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二)“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人才实盛 “三张”指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指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指潘岳、潘尼叔侄;“一左”指左思。而“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中,又以陆机、潘岳、张协、左思,构成西晋诗学重要的四轮。 张协主要承传王粲的诗风,语言清丽,具有凄怨的悲情美。其代表作品《杂诗》,气骨强于潘岳,词采绮丽于左思;在工于状物抒情,善于模拟刻画,洗练传神,形象逼真方面,甚至是谢灵运的老师。弟张亢成就较小,可以略而不提。兄张载字孟阳,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因著《剑阁铭》。谓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被誉为“文章典则”,晋武帝曾派人镌之于石。诗逊弟张协,而文为劲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二说:“景阳诗写景生动,而语苍蔚,自魏以来,未有是也。”《何义门读书记》说:“诗家炼字琢句始于景阳,而极于鲍明远。”又说:“胸次之高,言语之妙,景阳与元亮之在两晋,盖犹长庚、启明之丽天矣。”张协开启了晋人的精致,为后世清绮一派之先导。 潘岳美姿仪,诗文与陆机齐名,并称“潘、陆”,是当时的诗坛领袖。潘岳诗歌的好处是文词如飞鸟一般毛羽轻捷,水一般清绮,绢绸一般飘举,翩翩奕奕;善以淡笔写深情,尤善为哀诔之文,以《悼亡诗》主题类型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锺嵘《诗品》以为,作为陆机的副手,潘岳是和陆机一起组成上接魏、下通宋的西晋诗轴的中心诗人。侄儿潘尼。少有清才,与叔父潘岳俱以文章见知,并称为“两潘”。 陆机的文学,在当时就产生很大影响,张华叹其“大才”;东晋葛洪《抱扑子》说:“(陆)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锺嵘说他是“才高辞赡,举体华美”、“咀嚼英华,厌饫膏泽”的“太康之英”。以为他源出曹植,是建安接通元嘉,曹植连接谢灵运的枢纽;是西晋诗坛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为《晋书•陆机传》写评语的唐太宗甚至誉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其弟陆云,文章清省自然,旨意深雅。诗文不及陆机,而持论过之。沈德潛《古詩源》卷七則曰:“清河五言甚朗練,摛采鮮淨,與士衡亦復伯仲。” 在当时,左思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左思的诗风与潘岳、陆机、陆云等人截然不同。与大多数诗人继承曹植、王粲相比,左思源出于贞骨凌霜的刘桢,语言劲直,笔力充沛,骨气端翔。这使他的诗风在当时迥异于时流。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的:“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左思《咏史》诗八首,大都错综史实,融会古今,一气贯注,非一时所作;名为咏史,实为咏怀;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之典型。其“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为左思诗歌品格,亦为六朝诗歌最高贵之品格。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以外,西晋诗坛上还有七、八十位诗人,仅锺嵘《诗品》品及的,中品就有晋冯翊太守孙楚、晋著作郎王赞、晋司徒掾张翰、晋侍中石崇、晋襄城太守曹摅、晋朗陵公何劭、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晋弘农太守郭璞、布衣诗人郭泰机等。下品诗人有:晋中书嵇含、晋河内太守阮侃、晋侍中嵇绍、晋黄门枣据、晋太仆傅咸、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晋骠骑王济、晋征南将军杜预等人。锺嵘没有品及的,应该还有相当数量的诗人。 《文心雕龙•时序》篇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对晋的“人才实盛”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争议的,锺嵘的看法也和刘勰一致。但对晋的诗学成就,钟嵘的看法就与这位前辈不尽相同。 锺嵘对西晋诗人给予高度评价。《诗品》上品十二人(“古诗”算一人),汉二人:李陵、班婕妤、(“古诗”时代不确定);魏三人:曹植、刘桢、王粲;晋五人: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刘宋一人:谢灵运。十二人中,西晋占了五人,将近上品的一半。中品三十九人,晋代(含东晋)十六人。由此可以看出,在锺嵘的心目中,太康虽然比不上建安,但诗人辈出,出现“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的“文章之中兴”,是建安以来的诗歌的又一个高峰。 二、情采绮靡的世界:西晋诗学的特征 西晋太康诗学不同于三曹七子的“建安风骨”,也不同于嵇康、阮籍的“正始之音”,它产生了一种新的质素,形成了诗歌史上特有的“太康体”——严羽《沧浪诗话》总结如是说。 太康诗风的内涵,结合沈约、刘勰、锺嵘、严羽等人的说法,大概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诗学观念变化导致诗歌的纯粹化和精致化 首先是社会的变化,社会由建安的激烈动荡转向太康的和平安逸,使太康人的生活和诗歌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安时期的诗歌是一匹作战用的战马,至西晋太康和平的环境里被“豢养”起来。虽然“马”还是“马”,“诗”还是“诗”,但许多方面都改变了。原来每天要跑步、要驰骋沙场,面对硝烟的,现在不必了,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饲料,有的是养尊处优。原来写完以后许多无暇顾及的“推敲”,现在可以慢慢来,色彩可以像绘画一样慢慢地调配,对偶可以像假牙一样慢慢地镶嵌,直到满意为止。原来许多想不到、也不会产生的新事物、新感觉、新景象,又在寻找新的母体、新的意象和新的表达方式。诗学观念的变化,推动了诗歌内涵的发展,这使西晋初年和太康时期的诗歌,从主题、形式和意义的层面上都朝新的方向转型。 譬如,以前曹操开始的用汉乐府古题写新事,有时属于偶一为之;至西晋,则更加普遍,成为一种习惯,并以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其中言志的成分减弱,抒情的成分更重。又如,汉乐府从叙事讲唱的形式,至西晋,讲唱的形式逐渐弱化,转变为真正的抒情诗;原来授之口耳的声歌,以及在建安军旅中唱的“歌”,到了西晋,转型为视觉的“诗”,落到了文人的案头,这些都是质的飞跃。诗歌观念发生变化,引起诗歌题目的变化、内容的变化、写法的变化、意象的变化,使诗歌逐渐与原来伴随它的歌唱形式彻底剥离,就五言诗的层面看,也与乐府诗越走越远;西晋初年至太康的二、三十年间,西晋太康诗人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汉魏浑厚的铠甲从诗的表面卸下来,换成了西晋流行的丝织品便服;诗歌脱去业余的粗糙,变成专业的纯粹;一种比建安诗歌更“文人化”、更“纯粹化”、更“精致化”的诗歌产生了。这就是西晋“太康体”的总倾向——在失去了汉魏的古朴之后,收获了晋人的情采和绮丽。 (二)情采绮靡•举体华美•务为妍冶的表现形式 太康诗歌有异于前代诗歌的鲜明特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的“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这就是说,太康时期,一是文章不同于班固、贾谊;二是诗歌体貌也异于曹植、王粲。诗歌词采绮靡于正始,风骨比不上建安。他们以“妙”在“析文”而“自妍”;以“流靡”为时尚而标榜。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显示自己的个性。如《诗品》评晋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才。词采葱蒨,音韵铿锵。”(《诗品•晋黄门郎张协》条)评潘岳:“《翰林》叹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縠……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评陆机:“才高辞赡,举体华美……咀嚼英华,厌饫膏泽。”(《诗品•晋平原相陆机》条)评张华“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其中,“尚巧似”、“巧用文字”、“巧构形似之言”,是张华、张协、陆机、潘岳等人的特点,也是西晋诗学的时代特点。 “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对五言诗像对俊俏的媳妇一样从头到脚进行妆点、打扮、涂脂抹粉,头上插满山花。那是,词彩纷披、宫商靡曼;诗歌的辞藻更华密,更繁茂了;诗歌的句式更骈偶,更整饬了;诗歌的描写手法更立体、更多样化了;声律更繁缛,更讲究了;在理念上,诗歌必须言情,必须绮靡,被强调到前所未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三)缘情绮靡理论与创作的互动 假如说,《毛诗大序》是汉人阐释《诗经》和诗学理论的代表;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建安时期文论的代表,那么,陆机的《文赋》,则是西晋太康诗歌理论的代表。 陆机《文赋》详细地区分了文体,把曹丕的“诗赋欲丽”,发展成“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曹丕把诗、赋合在一起说,陆机则是分开来说,分别加以论述。陆机区分了诗、赋的本质,说诗是“缘情”的,赋是“体物”的,因为“缘情”,所以必得“绮靡”;因为“体物”,所以必得“浏亮”。其中透露出的创新意识,是晋人的共同特点。 从《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至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其间经过历代诗人的创作,也经过历代理论家的琢磨。尽管从意义上说,“言志”和“缘情”并不互相对立;因为“志”是“情志”,本身包含了“情”的成分;“诗言志”,也不只是为政教服务,也有自我抒情的成分。但是,陆机提出的“缘情”说,仍然是到了西晋太康才会有的对诗歌与情关系更深刻的认识。和偏于表达思想的“言志”来说,“缘情”更多地是诗歌“文人化”、“纯粹化”和“精致化”的产物,更多地带有感性的色彩,也是太康的色彩。因为理论是创作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反过来又指导创作。 看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便可窥知这一时代文学创作的风貌和倾向。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新理论,正是太康诗人包括他自己创作经验、体会的深化和总结,同时又与创作互动,指导和影响了太康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