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典故班第十课：从礼记中的成语，看中国儒家学说的...

辛勤

成语典故班第十课
从礼记中的成语·看中国儒家学说的教育思想整理：辛勤（绝谷画蝶）
一、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礼记》（《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的一部典章制度选集。
该书共二十卷四十九篇，章法谨严，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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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简介
1.整体介绍
《礼记》原本四十六篇，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但因《曲礼》、《檀弓》、《杂记》三篇内容过长，所以大多版本将其分为上下篇，故有四十九篇之说。  
《礼记》按照所述内容可分为四类：
⑴记礼节条文，补他书所不备，如《曲礼》、《檀弓》、《玉藻》、《丧服小记》、《大传》、《少仪》、《杂记》、《丧大记》、《奔丧》、《投壶》等。  
⑵阐述周礼的意义，如《曾子问》、《礼运》、《礼器》、《郊特牲》、《内则》、《学记》、《乐记》、《祭法》、《祭义》、《祭统》、《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儒行》、《大学》、《丧服四制》等。
⑶解释《仪礼》之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
⑷专记某项制度和政令，如《王制》、《月令》、《文王世子》、《明堂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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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篇介绍
（1）《曲礼》上、下篇所载大多是周礼的一些微文小节，如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等，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的相关内容。  
（2）《檀弓》上、下篇大多数是讨论丧礼的文字，基本是就事论事，互不关联，显得结构零散，其中一些章节，义理、文采俱佳。  
（3）《王制》记载古代王者治理天下之制，包括封国、爵禄、职官、祭祀、丧葬、巡狩、刑法、养老、选拔官吏、学校教育等方面的制度。  
（4）《月令》按一年十二月，逐月记载每月的天象特征和天子所宜居处、车马、衣服、饮食及所当实行的政令等；《曾子问》记曾子与孔子之间有关丧礼及行吉礼时遭丧变故应如何处理的问答之辞。  
（5）《曾子问》以孔子与曾子答问的方式，对丧制和丧服方面，作比较深入的特殊问题的讨论，以补仪礼之不备。  
（6）《文王世子》讲述太子的教育问题及有关教育制度、人才选拔的办法等。  
（7）《礼运》借孔子之口论述礼的发展演变和运用。  
（8）《礼器》论述了制礼、行礼的原则和各种表现形式，并说行礼要与所用器物相称。  
（9）《郊特牲》是一篇杂记诸礼和阐发礼义的文字，涉及较多的是祭祀礼。  
（10）《内则》记述家庭内的礼则，如侍奉父母、孝敬公婆，兼及饮食制度等。  
（11）《玉藻》记天子和诸侯的衣服、饮食、居处及其后、夫人、命妇的服制等。  
（12）《明堂位》记述周公于明堂朝诸侯之位、周公的功勋及鲁国因周公可用虞夏殷周四代礼乐服器和职官等，多为鲁人自夸之语。  
（13）《丧服小记》杂记丧服制度，偶及宗法制度和庙祭制度。  
（14）《大传》杂记宗法制度，兼及祭法和服制。  
（15）《少仪》类似《曲礼》，记琐碎细小的礼仪，如相见、宾主交接、洒扫、事君、侍食、问卜、御车等。  
（16）《学记》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的目的、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教学制度、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等，篇中强调尊师重教、教学相长、循序渐进、触类旁通、师德师风、择师之道等。  
（17）《乐记》是儒家关于乐论的经典性著作，论述了乐的产生和乐与礼、社会、人的关系以及乐对人类社会的作用等。  
（18）《杂记》上、下篇杂记诸侯以下至士之丧事，可补《仪礼·丧服》、《士丧礼》之未备。  
（19）《丧大记》是一篇杂记国君、大夫、士丧礼的文字。  
（20）《祭法》记述祭祀的方法、对象、场所、原则及有关的祭祀制度、立社制度等。  
（21）《祭义》记述怎样通过祭祀来体现孝道和遵守悌道以敬顺长上等。  
（22）《祭统》从多方面来论述祭祀的意义，并记载了祭祀前应斋戒以及钟鼎铭文的性质、内容和意义等。  
（23）《经解》记述经书、天子之德、霸王之器和隆礼的重要意义。  
（24）《哀公问》全篇皆鲁哀公与孔子问答之辞，内容主要为问礼、问政等。  
（25）《仲尼燕居》是孔子与其三个学生谈论礼的问答之辞，以阐明礼的内容、本质、作用和行礼的重要意义。  
（26）《孔子闲居》是子夏和孔子讨论王者之德的问答之辞，阐述怎样的人才是老百姓的父母以及其必须具备的品德。  
（27）《坊记》是记述子思有关怎样防范人们违德失礼、不忠不孝、犯上乱伦、贪利忘义的言论。  
（28）《中庸》主要阐述中庸之道。  
（29）《表记》记述君子行事的根本、仁与义的相互关系、仁和义的要素、虞夏商周的政教得失、事君之道、待人之道等。  
（30）《缁衣》围绕君臣之德、君臣之道和君臣关系来谈论治国之道。  
（31）《奔丧》记身在异国他乡而回家奔丧之礼。  
（32）《问丧》记有关父母始死人殓、送葬、虞祭等礼和殓、袒、拄杖的意义等。  
（33）《服问》记丧礼服制的有关问题。  
（34）《间传》记服丧者内心在外貌、语言、衣服上的表现及有关丧服之礼。   
（35）《三年问》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记述了为父母服丧三年的原因.  
（36）《深衣》记深衣的制度、意义和用途。  
（37）《投壶》专记投壶礼，记述主人与宾客宴饮之间：讲论才艺的投壶礼制。  
（38）《儒行》是孔子论述儒者德行的言论，由各种不同角度，说明儒者所特有的道德行为，藉以显示真正的儒者不同于凡俗的可贵之处。  
（39）《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该文先提出学习的目的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接着认为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后面文字均论述此主题。  
（40）《冠义》解释《仪礼·士冠礼》，进而说明冠礼所以成人的作用，及其影响社会政教的重要性。  
（41）《昏义》解释《仪礼·士昏礼》，进而说明婚礼能使家族长久兴盛团结的作用，及其影响社会政教的重要性。  
（42）《乡饮酒义》解释乡饮酒礼的意义，进而说明乡饮酒礼促使体认尊卑长幼、慕贤尚齿的作用，及其影响社会政教的重要性。  
（43）《射义》解释射礼的意义，进而说明射可以观德，故由射取士的作用，及其影响社会政教的重要性。  
（44）《燕义》解释《仪礼·燕礼》中某些仪节的设置原意，进而说明燕礼促使君臣一体，人和政通，及以威仪等差示民有常的教育作用。  
（45）《聘义》解释《仪礼·聘礼》中某些仪节的设置原意，进而说明聘礼所以使诸侯之间交相聘问、轻财重礼的作用。  
（46）《丧服四制》记述古代丧服制度所据以制定的四项原则，即恩（亲情）、理（义理）、节（节制）、权（权变），并将其同仁、义、礼、智四种德行结合起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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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记》的主要内容
《礼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从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的制度规范，其中以先前的礼仪制度为重点，还包括孔子和其主要弟子的思想和言论。《礼记》既有关于礼仪制度的记录和规范，又有阐述了礼的基本理论、“礼”形成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关于“礼”的解读和外延等论述。《礼记》不仅是一部关于礼学和礼文化的儒家思想经典，更是一部包含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和社会制度的的经典著作。
    《仪礼》的主要内容中以记载士大夫礼仪为主的礼仪制度。《仪礼》是“三礼”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内容主要集中在商周时期，以士大夫也就是贵族的礼仪为主，礼仪繁琐形式复杂，由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与国民素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发展不同步现象，而《仪礼》的内容文字又基本上呈现出艰难晦涩的特点，读起来较为吃力、枯燥，更是难于在普通人中进行推行。主要思想内容仍以商周时期的“天人关系”、“礼”等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主，虽然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弘扬和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却无法跟上儒家思想发展的进程。《礼记》作为后世对《仪礼》的解释和说明，事实上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删选和发展，剔除了《仪礼》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部分，也对《仪礼》的儒家思想精髓加以发扬光大。
    《礼记》的内容非常的庞杂，因此后世对“礼”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细致的分类和梳理，一种分类方法是简单的按照《仪礼》的内容进行分类，即按照冠、昏、丧、祭、燕、享、朝、聘的相关内容进行分类，这种分类仅存在于礼记研究的早期，因为其《礼记》与《仪礼》内容不能完全对应而被抛弃。郑玄关于《礼记》的分类方法主要有八种：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礼、世子法、乐记、明堂阴阳。
    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将49篇《礼记》按照其内容和现代的学术归纳法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通论礼仪和学术；第二类是对《仪礼》17篇解释和说明；第三类是对于孔子或其弟子言论行为、以及当时的人和事的记录；第四类是记录古代制度和礼节，并加以考证辨析；第五类是记录格言、名句。从梁启超先生的分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礼记》内容的全貌。
《礼记》 事实上是一部儒学经典篇章的杂编，《礼运》、《礼器》、《大学》、《中庸》等篇章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核心思想，从《曾子问》、《孔子闲居》、《表记》、《哀公问》、《坊记》、《仲尼燕居》等篇章中又能反映出曾子、孟子、荀子这些不同的儒家学派的观点的在求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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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书过程
孔子教授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载体，但是文古义奥，不易通读，因而多做解读以辅助理解，六经中的“《礼》”，后来称《仪礼》，主要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所以，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之为“记”，属于《仪礼》的附庸。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后，西汉能见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依然不少，《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百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说，这批文献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所得，并说刘向考校经籍时，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史氏记》《乐记》等数十篇，总数增至二百十四篇。
由于《记》的数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东汉，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二是戴德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北周卢辩曾为之作注，但颓势依旧，到唐代已亡佚大半，仅存三十九篇，《隋书》《唐书》《宋书》等史乘的《经籍志》甚至不予著录。《小戴礼记》则由于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风光无限，畅行于世，故后人径称之为“《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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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记》作品的思想
1.哲学思想
1）天道观
《礼记》的天道观，反映了先秦儒家天道观发展的大背景，其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礼运》、《乐记》、《郊特牲》等篇中。总的来讲《礼记》中的天道有如下含义：  
①从天的自然义角度看，天可泛化为天地中各种自然现象，和由几种基本元素构成的宇宙，而人仍然参与其中。社会必然性有别于自然必然性的根据在于：人是天地的杰作和五行的精华。个我因可进行文化创造，而成为天地间最“贵”者。  
②天对人而言，是神性的超越性的存在。天的超越性有二义：
一方面，天虽包含客观必然性，但却不能仅同于客观必然，这是天作为价值源头的性质所决定的，如《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另一方面，尽管人道效法天道，天与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但对于人而言，天仍然具有其形而上的、同时也是“超验”的一面。虽然，一方面《礼记》贯彻了“天人合一”的思路，如《表记》引《小雅》：“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孔子闲居》：“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这是把“天”视为与人事具有相关性的价值存在，或解释为个我可以效法的榜样。从这个角度说，圣人修德配天，可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参”，这正是《中庸》继承自周公以来“以德配天”思想。
但是，另一方面，《中庸》又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里的“天”就有超越义。这是在讲“修身”与“知天”的联系，把“知天”作为“修身”的前提，与孟子“知天”不同。  
第三，天道是人道之所从出，故天道是人所仿效的榜样。在《礼记》中，天或天道虽是由超越性的主宰演变而来的客观性原则，但却又是与人生世界相通的。《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世间的“教”是效法天道。  
天道既为客观必然性，则预示效法天道的人道就是主客观的统一。因而，人道并非客观的自然必然性，而是与自然必然不同的社会必然性。人道是需通过人事修为达到的、彰显德性而避免恶的自然必然性的活动。
因此，天道在人事上不同于自然必然性，而是需通过主体努力才能实现的社会必然性。所以，《学记》认为：“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中庸》云：“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大学》：“惟善以为宝。”  
总的来说，《礼记》中“天”作为超越的存在是价值之源，它既有形上本体之义，又可为人所“默识”、体认。就超越性上说，任何个我不是天；从内在性上说，人与天相通不隔。人与天的关系因而不是单纯的“线性”逻辑关系，而是本体上天人相通，而实践上人虽需体认但又要承认天的超越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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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宇宙观
由于《礼记》成书时古代超越性的天道，已逐步内化为内在的心性，外在的宇宙结构与生成，已经不是关注的重点，即使有某些遗迹也并非采取对象性的认知的路数，而是体恤、体认，或杜维明所云的“体知”的路数，将之作为人解读和领悟的对象。如《中庸》云：“体群臣也……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由于心性本体论在思孟时已开始酝酿，《礼记》的宇宙观明显反映了内在性特点，已经有心性本体论的萌芽。
同时，《礼记》中对“心身”、“本末”的关系的思想已相当复杂，其宇宙观便也呈现出内外兼顾相互印证的特点。就主体性而论，心为主，身为从，仁德为本，而礼为末。如《大学》：“心正而后身修。”《中庸》所谓“声色之于化民，末也”。这是先秦儒家已有的“心导耳目”之义的演绎。
但另一方面，身作为结构性的存在，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而是心寄居和依赖的“体”。如《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君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说明心身关系好比君民关系。心为身之主，身为心之体。心安则体安，心好则体好。反过来，心也会因身伤而伤。它们不仅有主从关系，还有依赖关系。  
《礼记》中无明确的天生地之说。即使《礼运》有所谓“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郊特牲》有：“天先乎地，君先于臣，其义一也”之说，但未明确说地由天所生。其中虽云“天先乎地”，但似更重天地的相对性、彼此协同的关系：“天生时而地生财”。
所以，《礼记》在说明天时生化的同时，又赞扬地利之美。地在《礼记》中，是与天相对而又相配而言的。如《郊特牲》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天地虽有高下尊卑之别，但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的品格。相对天之“清明”、“高明”和“无私覆”而言，地的品格在于“广大”、“薄厚”、“无私载”。
在《礼记》中，与神性的天地并列的有所谓鬼神。鬼神既为统一宇宙的部分，也参与宇宙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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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生哲学
《礼记》继承和发挥了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以整体性、相关性的视界看待社会与人生。《礼记》在有些方面有更细节的要求，主张共生性可转化并通过动态的“互生性”来实现。如提出人际间为防止个人中心主义的膨胀，和彼此以义相责，不以己之所能愧人之所不能。《表记》云：“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免愧耻，以行其言”。“共生性”体现人际间在各不同层面的相互依赖性，“互生性”所揭示的是在此之上的主体彼此互为中介而生成意义的性质。  
《礼记》中对时间结构的意义的认识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自我关系中的内省；
二是社会历史的延续；
三是出于对超越的天道的领悟。
说内省是一时间结构，是因为内省本身是解读者自己在历史性结构中得到确立和理解。它体现了变易与递承关系，不仅意味着某种历史结果，而且是未来得以建构的条件。此所谓“反辅”也。《礼记》中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这一特点，所以十分突出“反躬”、“内省”、“自反”、“自尽”。  
《礼记》中《中庸》、《大学》均突出“修身”的意义。“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修身”作为社会性活动不仅是私人性的，且有利于意义的生成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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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思想
⑴以教化政：指以教化和教养来规范约束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儒家所谓“教”，不是与政治权力和相应的物质设施相对立的独立的外在力量，而是儒家理想政治形态的一个本质特征。
《礼记》中通过进一步发挥孔子儒家“以教化政”，使政治道德化的同时又使道德政治化，引申而言是使政治“文而化之”，这是在政教合一并无其他外力可现实地制约政治权力的条件下，欲借宗法社会中可借用的力量，并加以改造来制衡政治权力的一种努力。
⑵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⑶礼制与刑律：《礼记》中，刑律作为礼的补充，因道德性的礼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限制。《礼记》认为，现实中有“以怨报德”的“刑戮之民”或“淫邪之人”，不可无刑。《王制》认为，即使是轻刑，也不能赦免。表面上看，礼与刑各有不同的适用对象，《曲礼》提出影响甚广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中，礼被认为实际起着或至少部分起着法律的作用。
《曲礼》云：“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乐是刑罚的目的，而刑罚是礼乐的最后保证。《礼记》认为，礼起作用的方式与刑法不同。《经解》曰：“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的教化是细微的，禁止邪恶于其未形成的不知不觉之中。
《礼记》仍继承发挥孔子“德主刑辅”思想，认为刑、政与礼乐的基本目的相同。
《乐记》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四者都是为和同民心而达到大治的方法。但是，《礼记》认为，礼是“人道”之根本，刑罚不足使人保持耻感，所以，必以礼乐为先。礼乐刑政的统一，才是“王道”政治。
“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主张以爵赏为主，刑罚为辅，体现了儒家 “立教”为先之旨。礼治根本上是人治。《礼记》将礼乐刑政四者联结起来，肯定刑法之不可无，一定意义上是调整儒家法律及其哲学思想上的过于突出德治的偏失。儒家的社会现实，部分是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在对于刑法作用有保留的肯定上，又反映了其理想是植根于现实中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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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学思想
《乐记》提出了物动心感说、礼主乐辅说、礼乐中和说、礼乐仁义说、礼乐昌德说、礼乐辅政说、礼乐易俗说、礼乐净欲说、大乐必易说、唯乐不可以为伪说、礼乐治心说、观乐知风说、乐者乐也说。
《乐记》提出音乐的根源是人们的思想感情（心）受到外界事物（物）的激动。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进而提出了音乐的反映论，认为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音乐；反之，不同性质的音乐就表现不同性质的思想感情。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提出了音乐的两种作用，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音乐是调和天地间各种事物的。如“乐者，天地之和也。”另一种从实际出发，认为音乐可以改善社会意识，可以深深的感动人，可以改变风俗习惯。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提出了音乐的两种美学观点，一种是形而上学地推崇“与天地同和”的乐。一种是比较现实的提倡“德音”“和乐”，反对“溺音”“淫乐”。提出了符合古代政权统治者的观点，认为统治者通过音乐来提高道德修养，被统治者通过音乐来发现自己的错误。统治者喜欢音乐因为它可以提高道德修养，被统治者喜欢音乐因为它可以满足个人的欲望。如“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反映了阶级社会开始形成以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