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0-3-16 12:58 编辑
王夫之诗学理论简析 《姜斋诗话》开篇就说“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这是解释“诗言志、歌永言”的。说诗词都是发至人心，都是情的作用。 他在讲到诗境的时候，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现量”——“‘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现量境，是王夫之诗学的一个重要论点。 那先了解一下什么叫“现量境”。禅学三书之一的《禅宗诗歌境界》提到四种境界，第一即是“一切现成的现量境”。其下依次为“能所俱泯的直觉境，涵容互摄的圆融境，随缘任运的日用境”。现量不等于直觉，亦与平常所谓的“真实”和哲学上的存在，也有不同。 他说“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则与景相迎者也。”也就是强调情与景相契合，才能彻底表达心中的“意”，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感与心之所动协调一致，“诗文俱有主宾。无主之宾，谓之乌合。……立一主以待宾，宾非无主之宾者，乃俱有情而相浃洽”。这样“立一主以待宾”——无论情为主，还是景为主，只要情景在某一刻相互融洽，写出来的就是所谓好诗。现量，就是情恰好遇到了景，是在掌握意象创造中所特有的审美观照、艺术直觉、灵感等艺术规律后，对诗歌创造中意象的生成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因此，现量说是比“情景相生”论更深层次的阐释。 萧驰《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美学标本》一文认为王夫之现量说强调了审美认识的特殊性： 它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特殊统一，这种认识并不上升为概念、判断和推理，而是要保持生活表象全部具体性、生动性、形象性。它是在知觉和快感的反映形式下对客体审美属性的直接理解，亦即审美直觉。 其次，他反对刻意为诗。比如，他贬低孟郊、贾岛，推崇古诗，就是诗三百、古诗十九首等。他说李白、杜甫也不过稍微继承了古诗的风格。许浑的诗是乌合，是恶诗。在王夫之心目中，唐代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都无法和汉魏齐梁之诗相比。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以外，王夫之对唐诗的批评更加直接。如云：“历下谓唐无五言古诗，自是至论。”；对李白诗中粗豪之气有所不满，“若曹孟德之噉冶葛，示无畏以欺人”；认为杜甫的名句“致君尧舜上，力使风俗淳”是“摆忠孝为面目”，是其“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另外，王维、岑参、韦应物、李商隐、沈佺期、杜审言、宋之问、储光羲、高适、刘长卿、孟浩然、钱起、张籍、陈子昂、曹邺等人均受到他不同程度的批评。 再次，他反对毫无逻辑的生拉硬扯：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魨》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饶他有理，终是于河魨没交涉。“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 也就是说，连接荻花与河豚是“食理”，却不是自然凑合的“神理”。即便是咏物诗，也存在即物达意的问题，“物”和“意”之间要有思理上的内在联系，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作为标准，未尝不能衡量咏物诗。 再再次，他反对迂腐刻板： 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 他本人的诗，有很多也不事考据。如其书原名“夕堂永日”，最初的目的只是消暇遣怀，并不想公诸于世，最后成书已到了晚年的末岁，其精审程度远不如其经史著作。他只强调“陶冶性情，别有风旨”。这在一定程度的还原了诗词活泼流利的特点。 虽然王夫之学术博大精深，但亦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诗学也不例外。 钱仲联指出王夫之的诗学的局限性，如“对长篇叙事诗贬低特甚，比之于市井盲词”，“全盘否定诗法”，“现量”诗论“忽略了想象的重要性”，其中只有第一项与王夫之的观点相符。就第二项，王夫之所否定的是“欺心炫巧”，即脱离真实的生命体验，而一味地玩弄技巧的作法，说“全盘否定”则过了头。再者，认为“现量”诗说忽略想象，则与王夫之《相宗络索》中对“现量”的阐释及其诗学思想相悖。“现量”诗说批评的是妄想揣摩、搜心刻骨的苦吟之风，只是对想象有所约束，防止其走向“钻心作窍”的魔道，有针砭诗坛流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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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6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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